真正的新婚诗是《著》诗：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huáng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这是一个新婚女子出来的时候叫丈夫稍稍等候，看看她打扮好了没有，那是一幕很艳丽细腻的生活情景，与《近试上张水部》表达了近似的心境：
dòng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种诗歌，是要含在舌尖慢慢吟诵，方能体会出其微妙的韵味。
《诗经》中的诗歌，被误读的还有很多。胡适提出，要想真正读懂《诗经》，必须撇开《毛传》、《郑笺》、《朱注》等穿凿附会的注解，自己去吟咏体会。当然做这个工作时，要多研究民俗学、社会学、文学、史学，可供联系对比的材料越丰富，越能品出《诗经》的原味。
(本章完)
第56章 《吕氏chūn秋》：贵生重己的个人主义
第十二章5《吕氏chūn秋》：贵生重己的个人主义
《吕氏chūn秋》的第一纪的第一篇便是“本生”，第二篇便是“重己”;第二纪的第一篇便是“贵生”，第二篇便是“情欲”。这都是开宗明义的文字，提倡的是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叫做“贵生”主义，大体上即是杨朱的“贵己”主义。
——《〈吕氏chūn秋〉的贵生主义》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中所记载的这本一字千金的书，就是《吕氏chūn秋》。吕不韦出身商贾，后权倾天下仍为人所轻视，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他命令三千门客写出有一百六十篇文章的《吕氏chūn秋》。
胡适在《〈吕氏chūn秋〉的贵生主义》中认为，这部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贵生重己的个人主义。一部《吕氏chūn秋》只说了三大类的事情：贵生之道、安宁之道、听言之道。
《吕氏chūn秋》阐述了“贵生”的根本思想：吾生比一切都重要，故不可不贵生，不可不贵己。那么“贵生之道”又作何解释?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
大凡生命能长久都是顺应它的天性的缘故。使生命不顺的是欲望，所以圣人一定首先节制欲望，使之适度。《贵生》篇说：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 在四官若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止)。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比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
耳目鼻口不能任意独行，必须有所制约。就像各种职官，不得独断专行，必须要有所制约一样。这就是珍惜生命的方法。这段话说明了这一派个人主义的最大特色，即尊重人生，这样把人生看做行为动作的标准，甚至是道德的原则。
贵生之术虽然尊重生命，但绝不是教人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贵生是因为生之可贵。因为认为生命是宝贵的，所以不愿在压迫下生活。如果活着却没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只能感觉到痛苦和悲伤，那还不如放弃生命，选择死亡。
贵生之术本在使所欲皆得其宜，如果活者不能享受生活，死去反而会得到安宁，那是真正的生不如死。天下很重要，然而它还是没有生命重要，所以贵生主义认为，死要么为了自身而死，要么为了一个理想而死，才算一死重于泰山。胡适认为，这样的死亡“岂但重于泰山，直是重于天下。”
老子曾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乃)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吕氏chūn秋》解释说这是“惟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者，可以托天下”，“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
到这里我们才能了解贵生重己的个人主义的正真含义。胡适说儒家的“孝的宗教”里也带有一些贵生重己的色彩。比如孝的宗教教人尊重父母的遗体，不去毁伤其身体发肤，就有全生贵己的含义。其“大孝尊亲，其次弗rǔ”，更有贵生的jīng神。《吕氏chūn秋》有《孝行览》一篇专论孝道，说：“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身也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在这种理念里，身体甚至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父母的，所以自己没有随意毁坏身体的权利。即是说，你伤害自己，侵犯的是父母的利益，你是不能这样做的。这其实也是保护自己的说法。胡适认为，“这正是一种变相的贵生重己主义。”
(本章完)
第57章 生命如何分得好歹善恶
第十三章 坐听禅音落纸声
1 生命如何分得好歹善恶
木鱼声声，古佛青灯，花落池塘，是否有一瓣落花让你垂首间若有所失、若有所得?看轻云从窗外流淌而过，观胡适饱濡香墨在坚洁如玉的宣纸上写下研佛习禅的所得。那簌簌的落笔声排开时空的门扉流入耳中，便是此季最具灵韵的心经梵语。
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儿，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chuī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chuī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chuī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
——《真如岛》
胡适的家乡徽州绩溪，理学甚盛，胡适自小就见自家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字条。然而胡适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乡土中又流传各式玄而又玄的因果报应故事，于是小胡适对宗教之说，总是将信将疑。
十一岁时，胡适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一段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句子：“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舂磨，亦无所施……”
胡适把这几句话认认真真读了几遍，高兴地直跳起来。据他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
“目莲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河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
可见，胡适年少时对宗教的态度，与其说是有几分信仰，不如说是出于对那些恐怖故事的畏惧。理学书籍使少年胡适勇敢地打碎了宗教的枷锁。在12岁时，他甚至有了打毁三门亭神像的“壮举”。后来他到上海读书，接触西方自然科学，更热衷于追求科学真理。等到去美国留学，师从杜威，他又成为实验主义的信徒。
虽然不信仰佛教，但是并不影响胡适对佛学研究的兴趣。他对禅宗的透彻理解，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对世界各国研究禅宗的学者们起着莫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