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jīng英文化"改造"社会的可能——这本是五四的基本jīng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两个不同的地方，佼jīng英文化失去发挥的空间。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嚣张，在威权时代，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掌权者心虚之余总还要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现在威权的恶名没有了，政治人物抬头挺胸，个个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丑事不羞耻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家都亮了枪，礼貌也不必了，全凭火力，蛮的gān。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自信满满，不觉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个不同，是jīng英分子与当道的结合。动机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反正总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所谓jīng英加入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幕僚"的队伍。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参与政治，jīng英分子进入政治藉以发挥影响，理所当然，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许多jīng英一进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独立性——围绕在掌权者身边的种种博士学者的所做所为所言，历历在目。我相信独立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jīng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90年代的jīng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独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们jīng英文化的萎缩。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湾要生机不死，它必须刻骨铭心地体认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长远的投资。我们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贫穷的限制，给予机会，他们可以海阔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这个机会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给出。如果有更多的jīng英参与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政治权力斗争，台湾会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诱惑太大了。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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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四十年来家国——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问：请谈谈您的家庭背景。
答：我的家族原是法国人，在三百多年前为了逃避天主教迫害而来到德国。第一代开山祖师在这里开了骑术和舞蹈学校，他本来是贵族，所以除了骑she舞蹈之外也做不了什么。家族的传统是，长子让他学法律，次子就当军官，我是我们家族第十一个当律师的。
问：您是东德的末代总理，1990年和西德的科尔总理在举世瞩目的圆桌会议上谈判统一： 那些谈判决定了东德人的命运。 现在回头看那个关键时刻，有什么是"错误"的决定令您懊悔的?
答：那真是困难无比的谈判，因为完全没有前例可循，我像在茫茫大海中摸索方向。除此之外，我手上的谈判筹码也少得可怜，代表的是个已经宣告破产的公司，能争的实在不多。但是人在事后——总是在事后——才学到教训，现在我看到当时的几个错误：第一就是当初不该同意让西德人有权收回东德的房产。许多东德人其实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在一栋房子里住了三四十年，一旦改朝换代就将他连根拔起，这是种极痛苦的经验。这种痛苦，也导致许多人现在缅怀过去的东德。另一方面，因为房地产的所属权错综复杂，使得统一后许多投资者裹足不前，严重地影响了德东的复兴。许多国际企业都对投资德东有兴趣，可是一碰到土地产权问题，谁都不敢来了。
问：那个时候，您和您的幕僚完全没预料到产权问题的复杂性吗?
答：唉，有的!说真的，如果是由于谈判经验不足、前瞻眼光不够而犯下错误，那倒也罢了，因为谁都没有经验，谁都可能犯错，可是产权这个签定，当时就知道是个错误，这才是最令人心痛的!
问：迫不得已?
答：对。西德方面非常坚持，几乎不给任何余地。在其他议题上，他们各政党之间还有意见分歧，对这一点，连反对党社民党都和基民党统一阵线。追根究底，我觉得这是因为在西德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常说，私有财产法是西德人的圣经。
问：第二个错误呢?
答：不该同意东德人的退休金比西德人少那么多。这一点也造成许多人心理的不平衡。第三个错，是当时不曾设法保障当年效忠东德的人不受西德的法律制裁……
问：您是说当时就该坚持统一后要"赦免"(Amnestie)?
答：对。当时绝对设想到统一后的秋后算帐会来得这么狠。共产党的领导者你治不了他，倒霉的尽是小喽罗，就印证了德国谚语所说的，"吊死小的，走掉大的"。许多小老百姓就由于他过去的政治信念而永远不得任公职，这是极不公平的惩罚。许多学校老师就这样被解聘了。
问：这"秋后算帐"您当时没想到，倒令我觉得意外……
答：也不能说完全没想到。我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我还特地请教西班牙驻德大使，问他当年西班牙进人民主阶段时是如何对待法朗哥时代的"遗民"，我就是试图知道在改朝换代的激变中，如何能回避仇恨和报复的爆发……
问：既然如此，那您为什么在那时不提出"赦免"这个要求?
答：我们其实没有权利提出，因为一旦统一，法是西德的，"赦免"必须由他们提出，由他们执行。
问："他们"不但没有提出"赦免"，而且讲究"追究"。譬如东德的情报头子吴尔夫就被判六年徒刑，前公安部长米尔克被以杀人罪起诉;您的感觉是什么?
答：吴尔夫被判刑，是荒唐可笑的。你说他"叛国"，他叛了哪个国?他效忠的对象是东德!这样说吧，如果有西德公民作为东德的jian细，我觉得判他刑是正确的，因为他背叛了西德自己的国家。可是吴尔夫是东德情报局长，他尽忠职守，怎么能用西德法判他"叛国"?
米尔克的判决同样不可思议。因为没有法可以治他，于是就挖出六十多年前他枪杀纳粹警察的案子来入他罪，这实在是一场笑话!
另外还有米他克经济部长，他真正犯的罪，是他把我们的国家经济带上破产的路;这个罪不治，却控告他这里那里贪了点小钱。他把整个国家都毁了，小小的贪污算什么?
问：但是这是法治的两难和吊诡。法治国家的前提是：没有法就不能罚，不论罪行有多么严重。将吴尔夫、米尔克等人"入罪"，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无条文可罚，因此法庭只好去找jī毛蒜皮的事将他们惩罚，这样才能满足从前受他们欺负的人的"正义感"，不是这样吗?
答：是，可是这样一来你置"法治"的尊严何在?因为没有法可对付真正的罪行，于是找出法来治旁校末节，这是对法的玩弄，伤害了法治尊严。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只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报复心理;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让"法"成为报复的工具呢?文明之所以为文明，就是它用法来疏导原始报复情绪，现在法倒过来为报复所用。
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东欧人做得是否比德国人要有智慧。波兰人根本就封了过去的档案，匈牙利和捷克人也差不多。我们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其实是疗伤、是原谅宽恕、是和解……总而言之不是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