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评，为什么不直接说给当事人听?我的考虑也在这里：对德国人有所批评，我应该用德文写给德国的媒体，让德国读者看见，而不是用他们不懂的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看，背着人说他的话语，有什么意思?
譬如您欣赏的《从泰国来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发表的，德文版还在中文版之先。我还准备写一篇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的偏狭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给德国媒体，让德国读者看。
到法院去听审判，您觉得是"穷极无聊"的事?我却觉得每一场庭审都是最鲜活的人生悲喜剧，可能悲剧多于喜剧。人在法网里挣扎，像一只被缠住的小虫。您jīng通德文，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相信我，听审判绝不是"穷极无聊"的。
我并没有说，从一两场审判就看出德国司法"清明"，您别把我没说过的话算到我头上。《仲裁者还是审判者》一文的主题应该很清楚，从德国法庭上法官和善礼貌的态度，从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布置，从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国法官的角色比较是一个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审判者。这也恰巧是台湾司法界正要进行的改革项目之一。
至于您说我"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对不起，第一，我观点不仅只于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刘姥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huáng先生，一个作家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会吧!中国人的自卑感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民族的负担，已经快两百年了，您别把我说得太重要。我们且先不说中国人，只说台湾人吧。台湾人自己可以出国旅游，打开电视有几十个国际频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台湾的读者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我文章里的观点，因为他可以将我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见闻印证，还可以与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观点比较，看了我的文章而决定兴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实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在我的知识与智慧范围内作最减实的表现——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样的读者，怎么依他个人的体质消化我的东西，你觉得我管得着吗?
十八 、您对《野火》时代的台湾到最近《看世纪末向你走来》的台湾，有何看法上的转变?劳要经营台湾，你心中可有具体的理想蓝图?(台北，朱小姐)
答：简单地说吧!《野火》时代的台湾需要的是破坏，《世纪末》的台湾需要的是重建。当年的台湾社会反而比较有社会共识——大家都或多或少体认破坏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筑拆下来。重建比较麻烦，重建的蓝图人手一本，各说各话，缺少共识，而共识却是社会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种凝聚力，老实说，我很为台湾的缺乏"敌情意识"忧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爱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游戏，它以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进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来。这种天真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十年前，当然没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您用了"经营"两个宇，可见得李登辉，或者说，政治人物的影响多大，不知不觉的影响。前年连战用了"全方位"这个词，马上就变成流行词。这种影响当然使政治人物暗中欢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没有，我没有"经营"台湾的具体蓝图，如果有的话，我就和李登辉去竞争当总统了。我对政治兴趣并不大，只是因为关心，所以对许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我想当作家比总统要好玩得多，怎么"经营"台湾?国事如麻，从小事开始。既然我自己不会去"经营"台湾，我会把选票给一个将"托儿"问题和老人福利当作国家大事来讨论的候选人，不论男女，我不相信统独之争比解决托儿问题来得重要。台湾发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记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为人的福利存在。
十九 、"野火现象"时期的台湾和现今的台湾，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面相有何令人悲观与乐观者?
答：悲观或乐观是主观的感受;也许因为我不必天天面对台湾政治的恶俗，从整体来看，我是乐观的。1995年的台湾社会无论如何都比"野火"时代进步，现在看起来特别乱，是因为在威权时代，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没有。军中人权，环境污染，贪污渎职，司法不公，官商勾结……哪一样不是早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霸权的覆盖下被消音罢了。现在虽然乱，乱象浮上表面总比隐藏在下面腐烂要好吧。
但是台湾的进步也是有限的。军队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十年前军中死人不断的事社会根本不知道，十年后社会知道了每一个死者的名字，但也仅此而已，距离合法，合理，合情的军队还很远，明白地显示，台湾仍旧是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社会。
过渡，表示它需要时间成熟定型，而我们的社会比较焦躁急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特重。最近《新新闻》的一个问卷调查说有66.4%的人认为民意代表只谋私利，不反应民意，42.8%的人认为国家缺少好的报导，记者的结论是，调查勾勒出一个"暗淡缺乏光明色彩"
的台湾。 我倒觉得不一定。德国的民主体质够结实了吧?1994年一项问卷提出一个问题："身为公民面对国家，你觉得只能任它摆布，完全无力，还是觉得自己有充分参与的力量?"
结果有59%的德国人回答：他们觉得完全无力。
把种种调查和别的国家比一比，解读也许就不那么悲观。台湾人对现状的不满， 不见得表示现状比从前坏，它很可能表示台湾人对现状品质的要求比从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满越深，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是一种健康的不满，不是灰暗的。
这当然不是说台湾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讨论的台湾定位问题十年后可以正视了，一旦正视，问题的困难程度也才浮现出来。在外是统一之声的巨大威胁，在内是国家认同的四分五裂;国家认同的凝聚像一粒苹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时间，让它自然变得红艳熟软：我只怕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历史可以是极残酷的。我的悲观在此。
二十 、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变社会?
答：用"介入"一辞，指的显然是所谓jīng英文化，因为要讲文化整体，政治就是文化的形于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台湾地方政治的运作，就会发现：西方公民社会的选举规则一移植到台湾的乡土上，竟然结出怪异的果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学缘，地缘……种种观念操纵地方选举，选出来的无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缘，学缘，地缘利益的偏狭人物，往往与民主jīng神背道而驰，但他们又确实是参与政治的产品。当我们发现民意代表恶俗不堪时，我们究竟要批判政治呢?还是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