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对，我前两个星期的专栏"每天要过的日子"写的就是这个意思：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使老百姓宽宽松松的去过他"每天要过的日子"。偏偏这是政治人物最容易忘记的东西!
台湾已经变了，"有效"的改革力量不再来自一枝独秀的野火式文化英雄。台湾现在有百分之百出自民选的政府官吏和民意代表，这些人，人在其位，应该是推动改革的那双手。为什么您还如此不满意?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花很多的心力去搞权力的明争暗斗，较少的心力用在你最有"切肤之痛"的公共政策上。
好，那么真正关心公共政策的人在哪里?对不起，他们往往选不上。选得上的多半是那有钱的、有地方势力的、有桩脚的、有政商关系的——这些和公共政策两回事呢!
谁把这些人选出来做事呢?谁，在选举期间，专心去听公共政策的发表?选民将票投给那有钱有势有关系的，然后惊讶怎么没人搞公共政策——您看出其中的矛盾吗?
十四 、《在海德堡》您有惊悚的安排，它的Moral lesson是什么?无力挣脱桎梏的宿命悲哀?不可"轻信陌生人"?在德国那样优良的社会秩序的背后却有极端不可思议的恐怖威胁(起码台湾很少见)……(高雄，林纯瑛)
答：真抱歉，限于篇幅，您的三张传真只能缩为两三行。
能碰到具高度鉴赏力的读者，真是作家的幸福，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有惊慷的安排，可能是因为我对犯罪心理感兴趣。至于它背后的讯息，应该是那篇小说最值得争议的一点，譬如说，我认为王德威教授就看错了(或者我写"错"了)!
台湾的生存空间对女性较有保障吗?我不相信。你可记得那个把女孩jian了、杀了，还把脸皮剥下的恐怖报导?
十五 、我个人十分敬佩您的见解，想请教您：您移居德国，除了个人因素外，是否您曾觉得在海外更能客观透析台湾两岸的问题与情势，并凭藉自己对中国及德国不同民族性的理解，而试做谏言，其次可否谈谈您觉得德国人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中和，董倩瑜)
答：我移居德国，纯粹是个人因素，而且离开台湾觉得非常不得已。一方面它是孕我育我的唯一的家乡，我对它深怀感情;另一方面，台湾的发展光怪陆离，可塑性极高，对一个关心文化和社会的作者来说，是个难得的实验室，可以亲身参与，甚至影响它的发展，我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我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国的。至于说，来到欧洲而扩大我的视角，那是塞翁失马，试图转失为得罢了。对您所说的"谏言"，我的兴趣也在锐减中——您看，我不是开始写小说了吗?
德国人，基本上是非常没趣的，或许他们的没趣正是他们最有趣的地方。您比较美国和德国的电视节目吧!夸张一点的说，在美国一打开电视就可以看见人们在无聊逗闹——女人在布丁池里摔跤或是比赛谁吃得下三百条香蕉;德国的电视一打开就是严肃深沉的人生问题大探讨——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彼此苦着脸讨论历史的罪愆，国家的认同，族群的和谐，正义与公理……每次我从德国一到美国就觉得全身轻松起来;啊!美国有这么多愚笨的、无聊的、幼稚的、可笑的、天真的，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人!美国人的天真简单是日尔曼人所没有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个有历史包袱的民族，可是他们比我们更沉重，更没趣，因为——这是我的理论——我们虽有包袱，但忘记得也快。德国人记忆力又好，所以有趣不起来，您说康德有趣吗?黑格尔、马丁路德、希特勒、马克思有趣吗?托玛斯曼有趣吗?
可是观察这个没趣的民族可有趣极了!
十六 、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国的种种，无非在展现不同面貌之同时，给我们带来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虽然西德的状况的确令人向往)(北投，马惠文)
答：您记得在《看世纪末向你走来》里提到我开车被警察开超速罚单，因为我在限制时速七公里的地方开着时速十公里?记得吗?然后您再想想曾振农那个把直升机降在市中心的事件，还有咱们民航局的反应，您说这两个社会差别不大?
您的问题大得足够写一本厚厚的学术论著(像许烺光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中德民族性的差异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做事讲究彻底完美，我们马马虎虎，他们gān净整齐，我们比较将就。这种基本人生态度的不同不只表现在生活细节，还表现在民族对历史，对问题的大事上，我在《世纪末》里多所指涉。可以说，中国人是比较"有趣"、可亲的民族，德国人的认真使他们比较不可爱，但是坐德航要比搭华航或中国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国妈妈在孩子泻肚子的时候要他吃什么?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会美国人比，我倒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比较相近，两者同样尊重权威，崇尚知识;同样的重男轻女(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该上大学，那么就是儿子，不是女儿;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却是女儿);同样的男主外女主内(丈夫会每月拨一笔钱让太太支配家用，超过用度就得解释);同样的注重家庭(上大学的孩子还由父母供给，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还不忘带一包脏衣服丢给妈妈!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电视，睡觉，没有人去什么卡拉OK酒廊的)，同样的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荣(动不动背上一段歌德语录)，两个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异一样的多。
我这当然是以偏概全，一个复杂的社会可能有很多个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这样的综合观也有它的意义。事实上，将来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区分，而以"阶级性"去重新组合，就是说，中国和德国和印度等等的知识阶级是一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与生活内容;各国的蓝领阶级又成一国，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越来越小，真正的差异反在阶级之间，其实现在您就可以看见：一个台北的律师或电脑工程师，他的生活内容和所关心的题目可能与他在德国美国的同行相差不大，他与一个台湾布袋乡的盐民反而南辕北辙，不是吗?
十七 、我一直很怀念您那篇《从泰国来的》，类似的文章在近年来很少见。德国生活当然很美好， 但这个国家也有很多问题，
不客否认， Die Zeit到Bild-zeitung这方面报导随处可见， 就是不见于大作中，您真的认为到法院去听一次审判——即使对德国人而言也穷极无聊——就能窥见司法清明吗?您在德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个可发挥的题目，恐怕不只是"坠入情网"而已。
当一个专栏作家只能以刘姥姥的观点去写作时，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散布种族主义，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台北，huáng瑞明)
答：嘿，慢一点!德国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见于我作品中吗?您大概没读《看世纪末向你走来》这本书吧?里头"问题"多得很，尤其着重日尔曼人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满意的是我对德国人的批判不够尖锐，那我倒欣然承认，是的，我对德国我不喜欢的现象，下笔还是温和些，远不如我对自己同胞的严厉，您要问为什么，这样说吧，如果有一个住在台湾的德国作家给德国的媒体写文章，文章里经常"尖锐严厉"地批评台湾的一切，给德国的读者看——你觉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