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纸张陈旧发huáng，好像世事漫随流水，全已淘尽，我却觉得毛骨耸然。当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盛大进行的时候，汉口的中国人正在被异族屠杀。一个叫晓东的人这样描写战时的汉口：
有一次敌人利用汉jian的活动，致警报发出不久，敌机已经临空。我空军人员驾机截杀不及，只得让敌机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天空任意投弹，结果炸毁房屋无数，死伤人民达一千以上……(《学生月刊》)
也许根本没有"王斯善君"这个人，尤其根本没有什么56000封应征信，但有没有并不重要，《新民报》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祝汉口陷落歌》如果不是"王斯善君"的作品，它就是《新民报》内部编辑的创作，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
究竟是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为《新民报》这种明显卖国的机构效劳?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民族的灾难而摇旗呐喊新民主义呢?这些人对所谓忠jian之辨是否有过内心的辩论?
台湾人刘捷的自传为这些时代的问题写了一个小小的注脚。书名很长：《我的忏悔录——一个历经日据时代，中日战争，台湾光复，反共戒严时期所遭遇的台胞之手记》。今年八十四岁的刘捷和多数日据时代的青年jīng英有相似的履历;日本留学，回台服务。青年刘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台湾新民报》的记者(也叫《新民报》，和北京的《新民报》却南辕北辙)。与多数台湾青年不同的，刘捷在1937年来到北京。《新民报》举办"汉口陷落有奖征答"的时候，他在北京工作。做什么呢?
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进行电影和出版品的检查，用我们理解的语言来说，就是思想警察，言论箝制。他们需要一个jīng通日语和汉文的人，台湾青年刘捷正好胜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有人要问刘捷：你怎么会为日本人作控制中国人的事?
就法来说，刘捷根本不必理睬这样的问题;刘捷其时毕竟是所谓日本国民!可是，刘捷没有像赖和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民族情感了吗?这么一问，问题就复杂了。青年刘捷是怎么变成日本人的"思想警察"呢?，首先，他碰见了一个日本宪兵准尉，此人"为人忠厚对台湾人旧知有一份亲密的友情。"准尉推荐刘作这个工作。第二个考虑：刘的朋友也认为这个工作可以使刘的北京话更进步。刘捷的感觉更单纯——"我离开台湾，经大连天津终于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职业……此年次女刘爱玲出生……。"
刘捷在沦陷后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虑以及接受工作的动机，却极端的缺乏政治。他后来甚至变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长，和苏北特别行政区长官郝鹏举的贴身秘书，都是政治性相当"严重"的职位，刘捷的理由却极简单：因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这些工作，全属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鹏举在战后以汉jian罪名被枪毙。如果刘捷不是台湾人，很难说他不会受到波及。
刘捷的忏悔录是个宝贵的资料，因为它很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台湾人的时代命运。刘捷没有"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考虑政治方向的改变而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仍旧认为郝鹏举是"中国军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他也不曾对自己进行"政治正确"的检讨。回顾波涛汹涌的一生，他只叹息"我不是英雄豪杰，长期在现实社会的对立，相克，争斗，摩擦中挣扎"。那是个"很显明又悲哀的时期时代"。
也许没有56000个人参加了"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一定有。在大时代的làng涛里，有的人是随波逐流的，为自己留下洗不掉的污点。你能怪他吗?你能不怪他吗?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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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明和罗马之间
在崇明和罗马之间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年9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qiáng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she，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埋在瓦砾之下。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bào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罗马法庭受审，旁听席上坐满了各国记者、关心的市民，当然，还有当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1944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
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