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
对某一个神话的怀疑还不算是天真的丧失，因为一个神话可以由另一个神话取代(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列宁取代沙皇、斯大林取代列宁、反对党取代执政党);看清了神话形成的过程才造成混沌的绝对死亡。任何高贵的理想或真理，为了得到实现，都不得不诉诸群众运动;为了获得群众，真理不得不"神话化"，而"神话化"的过程势必包括漠视全貌性的简化手续。不幸的是，简化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
乌托邦是一粒不含开花可能的种子，不管人以多浓的热情灌溉。
1930年，亚斯柏斯(KarlJaspers)在海德堡演讲，说了一句后来被人不断引用的话：
"天下没有不可置疑之事。"
卑之无甚高论，真做起来却惊天动地。
当高贵的政治理想受到怀疑时。道德的乌托邦也开始动摇。20世纪的人走过性解放、妇女解放、家庭解放、宗教解放……，每一次解放都是一次质疑，一次反抗。二十岁的我相信所有印在纸上的圣贤教诲。三十岁的我，在怀疑政治神话的同时，发现纸上所印的和我眼见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整个圣贤教诲像一场骗局。四十岁的我——有一天开车，后视镜一辆车紧bī近来，镜中映出鲜明的大字："救护车"。我赶忙靠边，车经过身边时，我看见了车头上的字："救护车(镜象)"。
四十岁的我，明白了原来孔孟的道德架构不过是那倒写的字，与镜子配合作出实体的呈现;但是谁将镜中的呈现当作宇宙实体，谁就是傻瓜。道德、宗教、乌托邦，种种高贵的理念，原来都是人类愿望的投she，借助于投she作用，镜子里外的世界其实是相反的。
驱车经过河北省一个农村，看见所有的墙上、树gān都涂着标语：储蓄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水源、不làng费一滴水，水是最珍贵的资源……。我连这村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能肯定：这村子缺水。
原来先圣先贤的道德教诲也不过是涂在墙上树上的标语。
有意思的是，村子离不开标语就好像镜子外的实离不开镜子里的虚，虚实是一个观念。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根本就是现实和理想投she相互影响、相互违背的运作结果。虚是实的一部分。
曾经觉得被欺骗的我，顿时觉得释然。
不知道这是不是孔丘所说"四十而不惑"的意思?不过，他的"四十而不惑"也可能是个树gān上的标语。
矛盾而危险的钟摆
即使失去了信仰的能力，人总还得在某种架构中活下去。像一个钟摆，他悬dàng在安全和自由的两个渴望之间，安全时他要自由，自由时他要安全，而两者不可兼得，所以他不断地向这边那边挣扎摇摆;摇摆的轨迹，是为历史。
毛泽东时代、昂纳克时代、苏联帝国时代、国民党专政时代，人们觉得安全，但他们追求自由。九十年代，毛早逝了，昂纳克逃了，苏联帝国垮了，人们突然害怕起来。这新获得的自由有一个普遍的名字，"乱"，乱的时候，人们开始企盼qiáng有力的领导。
台湾的报纸说，从前虽是qiáng人政治，但qiáng人至少有理想色彩，现在政治只是赤luǒluǒ的权力斗争，比从前要庸俗而堕落。
德国的报纸说，从前有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现在只有平庸的政治经理，他会把档案分门别类就算称职，根本没有能力在乱局中为人民指出新方向。
奇怪，这种思维的内在矛盾和危险性难道不清楚吗?矛盾，因为安全和自由是两个绝对对立的品质，人不可能在要求自由的同时又掌握qiáng人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危险，因为枭雄多半蜕变自英雄，对英雄的渴望是产生枭雄的温chuáng。
世纪走向尽头，历史的钟摆甩向自由那一端，甩得极高，我屏住气，知道那个摆不会停在空中，它会往回晃，晃向另外一端，安全的那一端。
自由的宝贵似乎人人知道，可是自由的脆弱并不明显。和安全不一样，自由除了游戏规则的共同遵守之外，一无所有，它没有qiáng权的保障。建立游戏规则很难，要破坏游戏规则却不费什么力气，譬如德国和瑞士地铁采取的荣誉制，无人查票，人人享受自由的尊严，但是一旦有相当数目的人不守买票上车的规则，查票势必得执行，荣誉和自由则dàng然无存。
游戏规则一旦破坏，qiáng人的机会就来了。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
我是谁?
可是，建立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称它为社会共识吧，本身就是个庞大复杂的工程。
德国的一位历史学者史都默(M.Sturmer)写过，一个没有共识的多元国家迟早要走向内战，而可以发挥凝聚力的共识，除了宗教之外就是国家认同。历史研究和诠释提供一个团体它所能接受的自我形象，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历史学者的难处即在于，当他尽他的政治义务——促成国家认同——的时候，他不能够损害他的学术责任，那就是"解构神话"的工作。在促成国家认同和解构神话之间求取平衡，史都默说，是史学家一个重大的任务。
20世纪初期当帝国主义崩溃时，纷纷独立的殖民小国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透过历史的改写来建立国家认同，把"我是谁"的诠释权从殖民者手中夺回。在殖民者的视野角度里，不管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或是"苏丝huáng的世界"，白人都是面貌清楚，个性分明的个人英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是背景——面孔模糊的蝼蚁大众。改写历史不过是换个焦距，让背景成为焦点所在，认清自己的面貌。
台湾这个殖民地的历史重释，由于国民党的到来，往后延了四十年才发生。解严之后，认识"我是谁"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正是史都默(还有谈东方主义的萨伊德)所描述的建立国家认同的一个必要过程。书店里触目皆是感情澎湃的文字：悲愤、悲情、悲歌、悲哀、愤怒、出卖……被压抑了四十年，不，应该从1894年算起，被压抑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感情终于得到释放，被残酷的历史活埋的人终于再见阳光……
可是，怎么出土的全是英雄?怎么殖民史变成抗bào史?怎么连皇民文学都变成抗议文学?治史的人在热情地建立国家认同，尽他们政治义务的同时，是否忘了史都默所说的作为史家更根本、更重要的责任——bī视历史、解构神话的责任?
如果政治激情使人忘却对历史的不可妥协的诚实，唉，这个世纪的许多路是自走了。
你看那滚石就要
法文的世纪末(Findesiecle)其实与时间没什么太大关系，指的是19世纪末盛行的一种美学风格。把世纪末当时间观念，当然是荒诞的，"世纪"已是假设，"末"则更属虚妄。德国人比较实际，"世纪末"在德文常说是"世纪转"(Jahrhundertwende)，"未"就是"转"，活脱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哲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