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您是否也能用"科学观点"去评价老国民党的历史?如果不能，这个双重的评价标准是否值得检视?
第三，避免主观情绪，以"科学观点"评价历史，我完全赞同，这也正巧是我自己近年内在写作中一直qiáng调的所谓对历史的诚实。史学家在批判日本殖民的同时，必须也顾及殖民的多面性格。
可是您不是专栏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您是以台湾人"总统"的身份与日本人说话，您的考虑必须比我们要多一层：除了单纯的对历史回顾的诚实之外，李先生，您还担有前瞻性的政治责任。一个被殖民国的"总统"，在获得自由之后，对殖民国说：感谢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波兰的瓦文萨和捷克的哈维尔，会对俄罗斯人这么说吗?印度的甘地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会对英国人这么说吗?
身为台湾公民，我觉得难堪。
司马辽太郎问您有空时读些什么书?您回说，岩波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您透过日文书籍来检验自己。
我庆幸我们有一个还能抽空读书的"总统"，庆幸我们有一个懂得外语的"总统"。外语是一扇打开的窗，使他能看见窗外的世界。可是语言受制于文化，每一扇语言的窗，所能提供的都是那个文化所特有的角度和视野，因此我们说有美国人的世界观、日本人、德国人的世界观、阿拉伯回教徒的世界观……。同一个事件，我透过英文和德文的描述会得到相当不同的诠释，也因此，当我接受英文或德文资讯时，我无时不在警惕自己：我越过这两扇窗子在看事情，但这两扇窗子都是"别人"订作的尺寸和角度，必须有几分存疑;不存疑，就失去了独立判断的可能。
您对您所倚重的日文窗子是否也有某个程度的戒慎恐惧?
您最近还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政权jiāo出去;老实说，我吓了一跳。
这样的话，美国的克林顿和德国的科尔都不敢说的，因为政权jiāo不jiāo出，jiāo给张三或李四，死前jiāo或死后jiāo，根本由不得他们，那是选民的事情。您说出这样的话来，真证明了司马辽太郎说的，台湾的民主还在婴儿时期。我觉得没有必要苛责您——如果不是包围着您的人和拥护您的百姓让您觉得政权jiāo不jiāo操之在您，我想您也不会有那样不自觉的帝王遗绪。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总统，台湾的政治体质如此，光批评您个人是见树不见林的。
您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梦。我梦见有一天，台湾有个"总统"，他的名字怎么写老百姓都会搞错，因为在一个百轮运转的健全民主制度中，没有摩西的必要。在目前这个时刻，我只希望您能及早扩开您的胸襟，跨出大步离开悲情意识的暗影，做一个大格局的政治人物。
对您的期望高，所以难免苛求。我们互勉吧，为我们的梦。
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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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一九九四
1994年的chūn天，莫斯科街头有个头戴棉帽的人站在肮脏的残雪中等候买香肠。东柏林一个铜像已被拆走的广场上有个失业的人，两手插在口袋里，无所事事地望着商店橱窗。法兰克福市中心有个人踏出地铁疾步行走。北京建外大街的人行道上有个人弯腰在地面铺上一张报纸，拉拉裤管，坐了下去。台北南京东路和敦化北路的jiāo口有个人正穿梭着过马路。
这些毫不相关的人之间，在20世纪的尽头，其实联系着一个共同的经验：他们目睹乌托邦的解体、信仰的丧失、理想的幻灭。
五十块!
在河北白洋淀的荒郊野外，我体验到破产的意义。汽车在雨后尺深的泥泞中陷住了，进退不得。于是我建议，gān脆将车锁上，让它在那儿留一夜，等出了太阳，路面硬了，再来取车。
北京人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般的看着我，摇头，不行，收音机会被拆掉，轮胎会被卸走，车子会面目全非。
你们在说笑，我说，这里不是纽约布朗区，这是中国离京城不远的一个人烟稀少的乡下，前后两三里内只有农村，农村里头只有农民，中国农民——我想说，中国农民不是纽约浮动无根的各色人种，他们是有历史传统，有道德架构的族群社会——
"对，"北京人对我的天真似乎有点儿惊讶，"就是这些中国农民会把车给解体!"
没有一个北京人相信，我能把一辆汽车留在乡间一条荒路上过夜而不受破坏。我默默地接受他们的坚持，没人看得出我心底的震动。
七手八脚死推活拉的，总算将汽车拖出泥浆。到了一个村子里，车子终于噗噗停了下来，抛锚了。我们需要一条一两公尺长的绳索将车子拖回北京。饱受折磨的幼小的孩子们倦了饿了，大人们焦急地一会儿看引擎，一会儿爬进车底。看热闹的农民围成一圈，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到哪去找绳子呢?
北京的朋友不断地低声警告：把车门锁上!注意看着你的东西!别让孩子走开!
那种qiáng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是我相当陌生的东西。
有个皮肤黝黑的老乡冒了出来，"绳子我有，"他说，扬扬手中一截粗绳，"五十块!"
我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和huáng土地一样老实的脸。
你是否能为英雄鼓掌?
我不必告诉你在莫斯科宇宙大饭店里jì女如何如何地来往穿梭，或者年轻的俄罗斯作家如何嘲弄地说："你们真奇怪，你们还用'相信'这个字眼。"我也不必再次述说，德东的人们在翻看公安部的忠诚档案之后，如何又如何地发现自己最亲密的伴侣、最信任的老师、最仰慕的作家原来是公安的秘密线民，或者他们如何从电视新闻中看见共党领袖豪华奢侈的俱乐部——那些领袖都曾经是掌着理想大旗的热血青年。
西边的德国人不曾经过共产主义的实验，但他们是另一场实验的幸存者，希特勒的乌托邦碎片还踩在脚下，不时要刺痛脚板。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大半的德国人活得战战兢兢，辛苦地拒绝任何信仰的诱惑。如今共产主义实验的分崩离析更加深了他们对乌托邦的不信任。
台湾人呢?在日据时代反抗殖民政权争取民族自决的知识分子，经过1945年对回归祖国的幻想、1947年的二二八屠杀、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而致死寂下来。这一整代人，他们是否还有可能信任任何一个慷慨激昂，一呼百喏的个人或政权?
至于随着国民党渡海，希冀在台湾卧薪尝胆、实现民主乌托邦的一些人，在五六十年代之后，还能信仰什么?雷震若活到世纪末的今日，他是否还有热情为任何英雄鼓掌?
战后的一代，譬如我，在国民党所建构的神话中成长。1975年，我在美国第一次读到别人用别的文字对这个神话的诠释，这个神话马上瓦解。从此以后，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话，任何神话。
在莫斯科街上那买香肠的人，在东柏林广场上那游手好闲的人，在北京人行道上休息的和那在农村里走着的人，在法兰克福那西装毕挺的人，在忠孝东路转向敦化北路的台北人，还有我，程度或许不同，但我们都认识一个词，英文叫thelossofinnocence，德文叫dasVerlierenderUnschuld。中文，很别扭的，叫"天真的永远的失去"。一旦看见了国王的新衣，他就无法再回到没看见的状态。人的混沌一开放，就不可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