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chuáng上打葡萄糖针，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相信他们的话。"
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bào民"如何如何罔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bào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bào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198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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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即景 1992
台北即景 1992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大概经常下雨，城市里的房子都有骑楼。滂沱大雨时，人们仍旧可以漫步浏览骑楼所遮护的商店。漫步吗?其实不可能，因为走道上一半的面积，被成排成排的机车占掉了，没有机车的空间，就有小贩摊开他成堆的货品，周围就绕着一群或蹲或站的顾客，行人就得躲躲闪闪的钻过一堵一堵的人墙。卖衣服的，把模特儿和满挂新衣的旋转衣架搁在走道中间，人们就穿过衣堆，继续前进。开小吃店的，把桌子椅子往骑楼正中一摆，人们就侧身在食客的背后穿梭而过。有一家海产店，gān脆用门板将骑楼两边封了，热腾腾、火势凶猛的大灶就在廊上烧着;行路人也就一头栽进那滂沱大雨，绕过海产店的势力范围，再一脚高一脚低的躲进下一段骑楼，继续他一脚高一脚低的行程。
骑楼的地面，是高低不平的。每隔五六家店铺，就有一家，把自家前的地面铺得特别高，高出个三十公分吧!紧接着下面那一家，可能又比这家高出个三十公分，也就是说，到了第三家，行人就走到了一个六十公分高的悬崖，大人一脚跨下，小孩两脚蹦下，推婴儿车的母亲让小车前轮着地，眼看着车里的婴儿就要被倒出来，像倒掉畚箕里一坨大萝卜。
骑楼地面高低不齐，据城里人说，是因为人人都想垫高自家路面，闹水灾时，水会往别人家里流。
这是个先进的城市?还是个"开发中"的城市?("开发中"，曾经是"落后"的意思)我说不上来。
城市里有许多低矮的小店，就说转角处那卖汤汤水水的一家吧。男人立在热气蒸腾的大锅前捞面，女人把小菜端给客人，客人蹬着塑胶拖鞋，卷着裤管，低头叭哒叭哒喝着汤。一对穿着学校制服、剪着短发的小儿女，在小店的角落里，傍着一张油旧的小桌做功课。十岁不到的大女儿，背上驮着一岁的小弟弟，一条大花毯覆着，正来来去去的张罗盘子碟子，像一个熟练的妇人。
走出这条小巷，转两个弯，又是一个高楼大厦的世界。大饭店的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巨幅的手织地毯软得像草坪。地毯上站着优雅的人，说着各国的语言。咖啡厅里每个角落都插着花，会开会谢的真花。满室的客人——大多是本国人，所以你知道这不是一个被殖民的城市——极讲究的品评咖啡和名酒，话题的开头往往是："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或者是："嘿!你哪天走?"来的地方和去的地方，都是要坐飞机才能到的地方：纽约旧金山、伦敦慕尼黑、华沙布拉格，还有，北京佳木斯。
明亮的咖啡座里只有两种人：刚刚回来的和那正要走的。
那卖汤水的男人和女人或许哪儿也去不成，可是他们的脸上露着笑容，因为他们怀着希望：有一天，他们浑身油腻的小儿女也会走在亮得像玻璃似的磨石上。这个城市里有许多乐观的人，那当然是因为，站在柔软似草坪的地毯上的人们，有许多许多，曾经是傍着油旧小桌学习写字的孩童。
这城里倒也不尽是乐观进取的人。有些人。非但不向往那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的世界，而且还郑重的对那样的世界表示唾弃。在城市的南区，有这么一家小吃店，在一栋岌岌可危的破旧木楼上，没有招牌，所以必须有熟人带路，一阶阶踩上狭窄的危楼。油旧的矮桌摆在油旧颓败的木chuáng上，人们盘腿坐在破chuáng上，喝酒、划拳。灰扑扑的玻璃窗破了个有棱有角的大dòng，冷风呼呼chuī进来。两个神情迷离昏幻的少年，还不到十六岁吧，勾肩搭背跌跌撞撞过来，惹火了一个裤腰里带着枪的客人，有谁在地板上砸碎了一只酒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