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和你共事，”克格勃特工居高临下地说。“我是专业的，而你就是个贼。”
Solo看着Illya的眼睛。“是的，”他平静地说。“你是个称职的间谍，我只是个贼。”
Illya忽然有些希望他没说那句话。
“我是个单纯的利己主义者，”Solo继续道。“我对于别人的死活毫无兴趣。我做这些不是为了美国，我偷画，”他微笑。“只是为了钱。”
Illya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既然我们已经把备忘录拿到手了，Peril，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名字是跑不掉的，不管他们知不知道。再说了，”他往Illya挨近了点。“我们算是友军，对吧？”
“我更愿意称之为，友敌，”Illya嘟囔道。“如果你硬要说的话。”
Solo捕获到了一丝软化的迹象。“那么，”他展出那无往不胜的友好笑容。“问题解决了？”
“我认为这是一种病，”Illya答非所问。“强迫症，你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上次应该让你在电椅上待久一点。”
出人意料地，他似乎打算饶过他了。俄国人一声不吭地往外走，在快到门边时又退了回来。“顺便说一句，牛仔，”他指着Solo。“你的照相技术是我见过最差的，好多页都拍糊了。”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Solo弯腰扶起着地上的矮桌，越想越不对劲。
问题并不在于窃听器，也不在于Illya那非人的臂力。而是，如果一个克格勃轻易放过了你，其中必有罪恶。就像Illya说的那样，Napoleon Solo也觉得今天有什么事要发生。
他走到窗边，将窗帘拉开。两分钟之后，他看见已火速换上了鸭舌帽和夹克的Illya Kuryakin出现在酒店门口，胳膊下夹着一份文件袋。俄国人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开始沿人行道前行。Solo拿过一份罗马地图，看了看他走的方向。
该死。
Napoleon Solo今天第二次判断失误。俄国人根本不是省油的灯。
TBC
想起来要加一点注释
*“所有女士生来都是平等的，但有些要更平等一些”是TV版的Solo的观点。
从很多方面而言，Illya Kuryakin都是个和Napoleon Solo截然不同的人。这是个烙有受难象征的俄国硬汉：高大，金发，y-in郁易怒，鬓角有伤疤，偶尔癫痫发作般的手指颤动，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Oleg第一次在布达佩斯见到他时，他正站在一个叛乱分子的尸体旁，满脸是血，手贴着身侧发抖。克格勃头儿小心地踏过满地燃烧瓶残骸，找了张凳子坐下。
你在害怕什么，Kuryakin？他问，将帽子脱下来，拿在手里，盯着他的手。
但那人只是警惕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Kuryakin同志，Oleg再次说。我在问你话。
就在这时，外头忽然传来声爆炸的巨响，有人扔了一瓶莫诺托夫j-i尾酒，大吼“让俄国佬滚出去！”紧随其后的是一阵机枪扫荡。整条街都在震动，火舌舔着窗框，碎屑从天花板上落下来，但他们都对此视若无睹。
有什么可害怕的，Illya？Oleg再次说，抽出一根烟。“让他们诅咒你。”他划了根火柴。“祖国会赦免你。”
Illya Kuryakin终于开口。他说的是：我什么也不怕。
那是1956年的多事之秋，匈牙利人推倒斯大林像，杀死市委书记，拒绝继续向莫斯科效忠。10月，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叛乱分子和反革命。那时克格勃刚刚独立出来两年，作为特工组长，Oleg受命来东欧执勤， 顺便看看一个据说“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克格勃头儿很快发现，这位前途光明的Illya Kuryakin具有人格障碍，还有教科书般的恋母情结，而且最好别提起他的童年创伤——千万别提，完全碰不得。回到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后，他调出了他的档案，然后发现Illya Kuryakin同志或许是枚定时炸弹，却也是个罕见的奇观：53年全国摔跤冠军，柔道四段，汽艇比赛铜牌，国际象棋高手，精通跟踪与窃听。这个年轻人的愤怒是种可怕的力量。Oleg想。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他知道该如何利用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发掘了Illya。
一天前，Oleg告诉在电话告诉他的学生，“等弄到那份备忘录后，抄送一份给我们的意大利同志，这是国际部那边的意思。”
“好的。”Illya答道。“美国人和英国人知道吗？”
“不知道，”克格勃头儿镇定地说。“所以别做声。”
“但那是份机密情报，”Illya提出了疑虑。“一般不应透露给第四方，否则可能有违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Illya同志，”Oleg不无酸刻地说。“您现在也会用这么时髦的词了。”
Illya在电话那端闭上了嘴。他自己现在最好什么也别说。
但事实上，这个要求并没有让克格勃特工感到太惊讶。作为西欧最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大党，意共是苏共在资本主义世界为数不多的盟友。在冷战最冷的年月里，是他们给了莫斯科最温暖的支持——当然，克里姆林宫拨往罗马的款项也是美国给其意大利盟友的十倍。克格勃一向与其保持紧密关系，共同抗击资本主义政敌，扩大共产主义影响。他们的过往合作一直很愉快。
然而这一次，Illya Kuryakin可能要把事情搞砸了。
三个半小时前，他心急火燎地从酒店里出来，顶着烈日穿过威尼斯广场，寻找接头的人，一边在脑海中用想象力将Napoleon Solo枪毙一百遍。而现在，他坐在意共在暗店街5号总部的会议室里，对自己的处境简直不能感到更莫名其妙。对面是一个穿着时髦花衬衫的工人代表，在埋头看一本封面上有兔子耳朵的杂志——那人现在将杂志抬了起来——于是Illya看清了，是一个戴着兔子耳朵的姑娘；身旁的两个男人对着一张报纸热切地说个不停，让他想起在厕所里遇到过的那三个意大利佬；角落里坐着一个年轻女士，正在专注地埋头织毛衣。而苏联特工对此能做的只有，大睁着眼，研究对面墙上挂着的意大利国旗中央那颗镶着红边的五角星。
这时他身旁的书记终于摘下了老花镜，将照片放回桌上。
“我代表意大利的同志们感谢您，”他用带口音的俄语说。“真没想到我们还能拿到这种级别的情报。老实说，我还以为莫斯科已经忘了我们。”
“当然不会，”Illya挺直了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永远支持国际主义事业。”
“您这话令我倍感振奋。”书记说。“莫斯科现在还好吗？我怀念在那里留学的日子。”
Illya想了想，“很好。”
“我们会在下次的议会选举上把它派上用场的，”书记跃跃欲试地说。“想想看，当我们当着那些道貌岸然的政客的面，告诉他们， ‘我们现在手里头有这些名字’……”
他试探x_ing地看向Illya。
但克格勃特工只是认真地听着，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书记只好接了下去，“那我们就将很有可能在下次大选中击败天主教民主党，获取执政党的地位，从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
“我一定会向莫斯科转达这一好消息。”Illya表示。
正在这时，书记的目光忽然越过了他的肩。“维罗妮卡，亲爱的，”他说。“给我们的苏联同志倒杯咖啡来，好吗，别老是织毛衣了，好姑娘。——柯西莫！”他忽然开始咆哮。“把你的《花花公子》给我放下！对，就放在桌上，好了，现在你过来。菲利波和托马索，别研究彩票了，你们告诉我，你们中过吗？中过吗？哪怕就一次，啊？现在，全部他妈的给我过来！”
一阵磨磨蹭蹭的起身声。克格勃特工鼓起腮帮，吁了口气。他现在只想快点回家。
他站起来，和房里的其余与会代表依次用力握手，他们不会说俄语，他也基本不会意大利语，但就在这个沉默的语言地狱里，毫无疑问，他们确立了革命友情。然而Illya却愈发心虚。因为或许就在此刻，这份无价之宝已经失效。年迈的埃弗拉先生或许已经打开了柜子，发现圣母像不翼而飞。一声惊叫，心肌梗塞，铃声大作，半个罗马风声鹤唳，明天早上起来时，法西斯分子们或许已经找好了对策。前功尽弃，他们将连讨价还价的时间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