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农民没有一个不是想发家致富的，他们视土地如生命，视发家为毕生的事业。毛泽东的父亲下定决心让毛泽东读书也是从一个农民的角度考虑的。父亲需要家里能有一个能写会算的人，因此提高毛氏家族在村中的地位。
毛泽东从会走路时开始，便在地里像别人家孩子一样，与庄稼为伴与土地为生，他从小便了解了什么是劳作，什么是农民。毛泽东7岁时开始读私塾，那时私塾都是一样的课程，从《百家姓》开始，最后又到《论语》、《孟子》、《左传》……
后来他又考上了湖南长沙的师范学校，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才有机会从韶山冲走出去。他还记得上学那一天，父亲把他送到村口，他身背行囊，手攥一把油布雨伞，用稚气的目光打量着身后的土地和父亲。父亲那双苍老的眼睛里满含的是希望，他转身向前走去，走在父亲那双苍老的目光里。
童年的毛泽东最崇拜的是母亲。母亲和所有传统中国农村的女性一样，善良而又勤劳。母亲的善良体现在，她把家里的米饭经常送给那些饥饿的农民，这一切当然要避开毛泽东的父亲。母亲信佛吃素，这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在他年幼的时候，毛泽东因惊吓而生病，这时的母亲便用一碗米，一块布蒙在上面，为毛泽东叫“魂”，那一声声亲切又善良的呼唤，使毛泽东似听到了一首无比美妙动听的催眠曲，安然地睡去。不知是母亲的招“魂”起到了作用，还是他睡觉的作用，反正他的病一次次在母亲的叫“魂”声中好了。母亲就是他的上帝，他崇拜母亲。到了他十几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这个家的操劳终于病倒了，毛泽东为了使母亲的病早日好起来，他走出韶山，几步一拜，一直拜到100公里外的衡山，他的虔诚没有感动佛，母亲最后还是病逝了。这给毛泽东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也许就是从那以后，他不再那么信奉佛了，即便信也是将信将疑，但佛教的思想无疑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思想成熟起来的温chuáng，他在长沙读了5年的书。给他思想带来深刻变化的是杨昌济教授。杨昌济教授留学日本和英国，集中、西于一身，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认识了恩师徐特立也是在这所学校。还有一大批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等。
在长沙长达5年的求学中，不仅使他熟知了“孔子”、“孟子”，还使他知道了西方哲学，西方的政治、历史、文化，从孙子兵法到孙中山的改良思想。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了解外面的世界。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轰轰烈烈，虽然中国不是第一次大战的参予国，但“一战”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很晚，就是后来看到了，他研究的也不是那么详细，这成了后来在苏区中那些留苏派的一个话柄，后来受到排挤，而放弃军权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一直深信，中国是中国，俄国是俄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固然是成功的，可中国再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未必行得通。直到后来，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一套理论，都是他在深入了解中国现有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在试图找到适合中国革命的方法。
索尔兹伯里在写到毛泽东这一段时曾说：
……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进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钊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1919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奇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信仰的东西。他同60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的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的qiáng烈吸引。
湘江使毛泽东想起了许多的往事，湘江使他长大使他成熟。就是他和杨开慧的爱情，也是湘江孕育的。虽然他们的相爱是在北京，那时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也是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投入到革命活动工作的。因为志同道合，他们相爱并最后走到一起。后来又一起离开北京，回到了长沙。但他和杨开慧的结合，并不总都是幸福的。杨开慧和所有多情的女性一样，过分地依恋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种过分的依恋很恼火，甚至厌烦，他想成其为事业，这种儿女情长无疑影响了他在事业上的进取。毛泽东又不好直接说出这种心情，便写了一首诗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xué，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这首诗让杨开慧误解了，她的自尊心受到了qiáng烈的伤害。
也就是从这时，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便开始产生了裂痕。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吵架，那时，毛岸英刚出生不久，毛泽东要出门远行，杨开慧不想让毛泽东走，但又不直说，却让毛泽东带上孩子一起走。毛泽东感到恼火和好笑。最后毛泽东还是愤然出走，也就是那次出走，他写下了那首不知何滋味的《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
更堪那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毛泽东虽然离开了杨开慧，可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这种情爱使他的内心道不出无尽的滋味。就是到了井冈山和贺子珍结合，贺子珍年轻漂亮，在生活上对他的悉心照料，也不能使毛泽东忘记杨开慧。那是他的初恋，有着他更多更深的记忆。后来他才明白，杨开慧就是杨开慧，贺子珍就是贺子珍。到了后来，他把贺子珍送到苏联治病，也不能不说和他的这种复杂心境有关。
1930年11月24日“长沙事件”，革命烈士惨遭杀害。这件事曾轰动了全国。杨开慧被杀，与毛泽东率领队伍两次攻打长沙有关。毛泽东当然明白杨开慧是为谁而牺牲的。
毛泽东在即将到达湘江东岸的时候，想到了杨开慧，想到了这次征途。
在征途上，这些天有很多下层的红军指战员认出了他。那一次，他正坐在一个山坡上休息，山脚下是一条清泉，不停地汩汩流过。大约有一个连的战士也坐在不远处的一片树林里休息，有几个战士用铁碗在山脚下喝水，路过毛主席休息的那棵树下，认出了他。有一个老兵低声惊叫了一声：毛主席!还有几个新战士显然早就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可惜没有见到过，听那个老兵这么一叫，也惊奇地朝这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