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更qiáng的民族存在决定更qiáng的民族性格;而qiáng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于民族存在，主动果敢地为自己民族创建起更加qiáng悍先进的民族存在，以qiáng化民族性格。qiáng者为王，超qiáng者夺冠。
近代俄罗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比中国还落后的农奴制俄罗斯改革成为欧洲列qiáng之一。其原因还在于他以láng一样的性格，大刀阔斧地打击消灭保守落后的贵族农奴主势力，放胆学习西方，冒险冲向海洋。微服私访、考察西欧，剃胡子、穿西服、戴假发，建海军、练pào兵、砸碎教堂的铜钟用来铸造大pào，甚至把俄罗斯的首都从农耕区qiáng行迁到大海边，建立了面向qiáng国和大海的圣彼得堡。那种气魄和勇敢给我的震撼太qiáng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这些电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后，从草原láng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来源。生活在茫茫俄罗斯大草原的俄罗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农耕并不发达，而且俄罗斯还受到蒙古金帐汗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和输血。没有草原和草原láng就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这两个原来比自己落后得多的邻国，都是凭借qiáng悍的láng性格，后来居上，骑到中国的头上的。
杨克说：你是个忧国忧民的人。你实地考察和长期研究，理出这么一个史论大纲，你最终想达到什么目标?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最终结论。
陈阵说：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找到了中国这条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把握民族的命运。
首先，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把中华的民族存在尽快地转变为经济政治上具有充分竞争性的民族存在，尽快培养出qiáng悍进取、永不满足的民族性格。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根本。
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坚决走“现代文明láng”的道路。必须适度地释放和高超地驾驭人性中的láng性，这是条世界性的高难道路。láng性充满凶猛qiáng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又充满疯狂的贪婪、掠夺和破坏力。人性中的láng性特别像热核反应，能量巨大，破坏性也巨大，控制得好就能造福人类，控制不好就会毁灭地球。世界上没有多少民族和国家能合理地释放它，又能牢牢地驾驭它。能做到这点的国家都走到了世界qiáng国的行列。这条道路难度极高，即便是近现代qiáng国，弄不好也会翻船。像二战时的德、意、日三国的民族就未能驾驭住本民族的láng性，结果导致法西斯大爆炸，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祸。
中国的“文革”也出了大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中国民族性格太软弱，“láng性”不足，被西方列qiáng打成了半殖民地，饱受屈rǔ。中华民族被深深激怒，那些志士仁人引进西方qiáng悍进取的láng性jīng神，又一点一点地引进qiáng悍竞争的西方工业，起来打到“孔家店”，qiáng烈地释放被久久被压抑的“láng性”。炎huáng游牧族的血液遗传和游牧民族的多次输血终于发挥了作用，中华民族性格慢慢qiáng悍起来。百年奋斗，赶走了列qiáng，取得了民族独立，还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然而，到文革时期，由于政治需要人为地释放和煽动láng性，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工商界jīng华，知识分子学术权威。láng性“红卫兵”横行全国：打老师，批校长，烧书籍，毁文物，抄家产，杀人放火、冲击大使馆，无法无天，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中国推向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人类整个历史和中国这段历史都深刻证明了释放和驾驭人性中láng性的高难程度：像儒家和封建专制那样全面阉割和镇压民族性格中的láng性，其结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后挨打，死路一条;像法西斯那样疯狂释放煽动láng性，则将把世界变成人间地狱，也是死路一条。只有适度释放láng性，并采用惟一能够控制和驾驭láng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抛弃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惟一能够释放又控制láng性“热核反应”的现代反应堆。而要建立真民主，又必须同时进行和完成转换国民性格的基础工程，没有这个民族性格的基础，即使建起民主大厦，那也只是一座危楼，如果垮塌，反而会败坏民主的声誉，而在民主废墟上就会建立起更加专制的政体。没有扎扎实实的转换民族性格的基础工程，民主就永远只是中国少数人的奢望。转换农耕民族性格必须经过一个“野外放养”的过渡时期。但是，转换民族性格和推进民主又不能太慢，否则，民族性格软弱的旧病将会把腐败、低效、人口过度扩张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病毒扩散到民族全身，而耽误治疗抢救的宝贵时间。
杨克点头道：没错。西方民族性格太qiáng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所以人家民族最终只接受民主制。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但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láng吃掉。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看来，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国民性格不变，中国的集权专制就始终不会终结。
陈阵说：láng性不qiáng的民族永远不会去争取民主和使用民主。实际上，民主是qiáng悍民族对统治者反抗和讨价还价的结果。
陈阵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不改革民族存在，民族本性就不是“难移”了，而是“坚定不移”。当前我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改革民族存在，现在改革形势已不可逆转。从性格上形象地讲，既然，“炎huángláng”、“秦汉láng”和“隋唐láng”曾经被农耕存在改造成“华夏羊”，那么，随着新型竞争性的民族存在的确立和扩大，一直落后挨打的“华夏羊”就会成为勇猛进取的“现代中华文明láng”，成为真正的炎huáng子孙，并向更高级阶段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人”进化。
然而，由于在世界上，中国的农耕土地最广阔，农耕历史最悠久，农耕人口最庞大，农耕意识最深厚，城市化的空间又过于狭小，因此，要想在民族性格上从“华夏羊”转换为“文明láng”，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痛苦，甚至是残酷淘汰的时期。如何能更文明地对待、安置和养活性格弱势人群，转化他们的软弱性格，将成为中国天大的社会难题。而且，以后政治体制的攻坚任务还可能由于民族性格软弱而久攻不克。而这些难题又必须依靠刚毅qiáng悍坚韧的lángjīng神来攻克。
这些就是我的最后结论。
额仑草原沉入茫茫夜色，远处牧民定居点的电灯发出微弱的光亮。杨克还想继续提问，陈阵拍了一下方向盘，说：该回去了，要不巴图要开车来找咱们了。你要是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一路聊到北京，我还有许多东西要跟你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