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本文讲的是制糖术，这本来也是属于文化jiāo流的范围内的，为了突出它的重要性，我特意设了一个第二节，专门讲制糖术。这里我要多说上几句话。
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经知道甘蔗，当时写作"柘"。但只饮蔗浆，还不知道制糖。汉代依然如此。后汉、三国时期起，"西国(极)石蜜"传入中国。所谓"西国"或"西极"，极可能指的是印度、波斯一带。稍后，中国就开始使用甘蔗制造砂糖，大概技术水平不会很高。到了唐初，公元七世纪，印度制糖技术，在长年发展的基础上，占世界领先地位。因此，被西域诸国尊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才派人到摩揭陀(印度)去学习熬糖法。学回来以后，太宗"即诏扬州上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逾西域远甚"。意思就是，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印度。颜色指的是白色。这本是常见的现象，中国古语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的也就是这种现象。
关于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熬糖法这件事，见之于所谓"正史"，可见其郑重之程度。从唐到宋，有许多书上都有这个记载，我在这里都略而不谈。有一个问题则必须谈一谈：《新唐书》二二一卷上《西域列传·摩揭陀》说是"学熬糖法"。有的则说的是熬石蜜法。这应该怎样来解释呢?"糖"和"石蜜"是一?是二?这个问题看起来颇简单，实则很复杂。我省去那些烦琐的考证，只说一句：是两种东西。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虽亦有可商榷之处，但他对糖和石蜜的区别，则是说得颇为清楚的。他说："以蔗汁过樟木槽，取而煎成。清者为蔗饧，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也。"虽然是两种东西，实际上也是一种东西，区别在于生产程序有先后，生产工具有不同而已。
现在归结到我们的主题：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的究竟是"熬糖"法呢?还是"熬石蜜"法呢?这问题看似难以回答，实则，只要了解了上述《本草纲目》中所述的过程，则又十分简单。唐太宗派人学习的是全过程，既包含熬糖，也包括熬石蜜。诸书不同的记载，并不矛盾。
10?《〈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序》
此篇收入《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时，改名为《文学的经与纬》。
文中提到了闻一多的一篇文章：《女神之地方色彩》。文章说："一切艺术应该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从其中引发了我的一个想法：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学(文化)都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民族性和时代性。代表民族性的民族文学传统是历史形成的，可以算是经线;代表时代性的是民族文学随时代而异的现代化，是共时形成的，可以算是纬线。经与纬相结合就产生出了每一个时代的新文学。
第90节：回到祖国(43)
我进一步又指出了，我们当前研究比较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学，在于加qiáng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为全体人类走向大同之域的理想服务。
11?《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这是一篇报告的录音整理稿，非常长，涉及的问题也非常琐细而广泛。我主要讲了三个大问题：一，"文明"与"文化"含义的异同;二，中国当前的社会情况;三，怎样开展文化jiāo流，加qiángjīng神文明的建设，理顺各方面的矛盾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简述如下：一，世界学者给"文明"或"文化"下的定义据说有几百个，这就等于没有定义。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界定二者："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二，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让大家共同过上好日子，这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眼前中国社会上不正之风严重，中国民族性的消极面依然广泛存在，这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三，我主张，我们要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jiāo流，jiāo流，再jiāo流。
12?《〈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我首先叙述了我同王力先生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长达几十年;他是师辈，我是生辈。我认为他禀性中正平和，待人亲切和蔼，同他相处，使人如沐chūn风。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我归纳为八个字：中西融会，龙虫并雕。他的研究范围是语音学、汉语音韵学、汉语史、中国古文法、中国语言学史、汉语诗律学、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同源字等等。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明清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师的衣钵，另一方面又受过西方严格的科学的审析音韵的训练。因此，他的成就在某一些方面超过了中国旧时的大师。他本人也成为一个大师级的学者。这是讲"中西融会"。什么是"龙虫并雕"呢?他研究极深极专，但又不忘普及。这是许多老一代专家不肯做的事。最后，我谈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王力先生是其中佼佼者。
13?《为考证辩诬》
考证，亦称考据，在清代同义理、词章并列，是三门学问之一。当时并没有反对的人。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大搞考证，引起了一些人的责难。进入五十年代以后，考证jiāo了华盖运，同批判胡适联系了起来。说什么胡适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引导青年钻入故纸堆中，专搞考证。在"以论代史"的荒唐年代，专门讲"论"，对"论"所从来的资料，则往往歪曲穿凿，削足适履。对材料的真伪和产生时代，往往不甚措意。而要达到鉴别材料的真伪和年代，考证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似乎是常识中的一点知识，也为一些"以论代史"者所反对，所讥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学术停滞不前，而且还有倒退的现象，与这股歪风不无关系。更可笑的是有人反对所谓"烦琐的考证"。考证是否要"烦琐"，全由资料的性质而定。需烦琐则必烦琐，不需则否。不能由个人的主观愿望而定。
14?《为胡适说几句话》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胡适是一个享大名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由于他政治上的偏见和错误，解放后更是屡遭挞伐，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人们谈胡色变，他几乎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那句有名的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本来是正确的，也受到了批判。又说他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把他看得比中统和军统还要危险，还要坏。我认为，这都是极"左"思cháo的产物。我曾同他共事几年，他是校长，我是系主任，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的著作我几乎都读过。可以说我对他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他对人和蔼可亲，保护学生，不遗余力，爱好政治而实为一个书呆子。
15?《〈歌德与中国〉序》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最难得的是有自知之明。中国民族也是这样。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高统治者懵懵懂懂，以"天子自命"，视所有的外国都为夷狄。鸦片战争一声pào响，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中国统治者们一变而成为贾桂，拜倒在洋大人脚下。鸦片战争前，德国的(其他西方国家也一样)哲人大都赞美中国文化，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这情况在这本《歌德与中国》一书中有所阐述。中德两国人民读了以后，都会得到"启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