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论者往往不着边际、甚至侈谈青少年时代的李清照生活如何优裕、 婚姻如何美满，仿佛她的前半生享尽了安富尊荣。实际这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她的误解、乃至曲解。李清照根本不象贾宝玉那样生在钟鸣鼎食之家，长在 温柔富贵之乡。相反，在她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家境相当清贫，以致“郡守”对其父的清苦动了恻隐之心，想让他兼任其它职务，以增加俸禄，而他 竟能以“不可”加以“谢”辞!用现在的话说，李格非是认为“政府公务人员”不应该“搞第二职业”，而应该敬业、尽职，全心全意地搞好本职工作。 事实上，我们的传主从其“位下名高”①的父祖辈上，所继承的正是这类极不寻常的jīng神财富。
作为思想家，李清照的思想品格多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换言之，她 具备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库，这就是李格非和他的见解新颖深逢的大量著作。
据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李格非尝著有《济北集》;刘克庄《后村先生 大全集》等谓有《李格非集》五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谓有《礼记jīng义》
①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四《金石类》注，粤雅堂丛书本。
① 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
十六卷、《永洛城记》一卷、《史传辨志》五卷等。这些著作虽在南宋后期 已很少见，今天早已失传，但在李清照的青少年时代应当都是她的案头常置之书，其中虽或可有异名同书者，但数量亦颇可观。为了追溯传主的思想渊 薮，本评传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酌情联系李格非的传世著作，如《洛阳名园记》、《廉先生序》，以及散见于《墨庄漫录》、《冷斋夜话》、《宋稗类 钞》、《宋诗纪事》的诗文、杂记等加以评述。当然这是仅就传主的家学渊源而言，作为名副其实的思想家，李清照不仅没有被家学所局限，在许多方 面她还大大地超越和发展了家学，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博闻qiáng记者。如果不大量阅读前人的诗词，她怎么能那么聪颖灵秀①，从而写出那么多几乎是前无古 人的佳作;如果她怠于千百次地去叩敲历史老人的大门，她怎么会那么深刻清醒，不论是历史上的秦皇汉武，还是现实中的欧王苏秦②，又怎么会那么大 胆而中肯的评说甚至指摘呢;如果她不是熟读经史百家，在她的作品中，哪会有那么多比喻故实;如果她不深谙伦理道德之学并以之律己，怎么会得到“端庄其品”的称誉?如果她不曾疾恶如仇，又怎么会招致那么多的物议和 攻讦……所有这一切不仅玉成了传主才学的横溢，更促成了其思想行事的不同凡响。为这样的人物写作评传询非易举，因为在评述其生平的同时，往往 要涉及许多意外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元丰八年(1085 年)，只有一周岁的传主，对其本人之行实，自然无从 说起，但这一年朝廷中有两件事，对其父母可能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一是三月戊戌，神宗逝世;一是五月庚戌，尚书左仆she兼门下恃郎岐国公王硅谢 世。即使前者对王、李两家不一定有很直接的影响，而王珪的逝世及朝臣对他的非议，倒很有可能使李格非引以为戒。王珪至少是李格非岳父的亲兄弟， 而王在执政期间，不但得罪过司马光，还被认为“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 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①看来李格非的为人处世与王硅大相径庭，而李清照的秉性则酷似乃父。当然李格非本人的仕途升沉，对 那怕是坐胎和褪褓中的李清照，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父亲官秩的升降，家属的俸恤会随之变化，其所受胎教和落地后的生存环境乃至社会地位，也会 相应的有所变更。传主两岁左右时，其父得以转迁，由郓城教授晋升为大学录。前者系州县小官，只掌学校课试等事;后者则为国子监所属学官，掌管 执行学规，纠举并处罚犯规学生，同时协助教学。宋代官制每三年为一任，到期非转官即调任。看来三年后李格非又一次得以升迁，即由“学录”升为“学正”，这除了上引《宋史》本传可以印证外，尚有“文叔在元枯官大学”
②的记载。这里的“元枯”以哲宗元祐三至四年的可能性较大，这样一则符合 三年为一任之制，二则晁补之《有竹堂记》尝云：……济南季文叔为人学正，得屋子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日‘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犊，为文 章数十篇……。
① 培根尝云“读诗使人灵秀”。
② 指李清照《词话》等对前辈著名人物的评说。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②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
此文见于《jī肋集》卷三○，落款为“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颖川晁补 之无咎记”，由这一落款可以进一步推定，李格非任“学正”当稍前于此，即约在传主五到六岁之间。“学正”系国子监所属学官，佐助教学，并负训 导之责，地位在博士、助教之下，学录之上。父亲在京任学官，又租赁了房子，按说李清照已有条件由原籍晋京，但她此时并未在京定居，甚至尚未到 过京城，仍随其母留居原籍。这从两方面可以得到印证：一是常在士大夫面前称赞她的晁补之，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清照姐弟;二是原籍明水附近清 楚地留有传主十五岁时在那里活动的足迹，这一点将在下文联系作品具体评 述。
因为眷属不在京城，李格非更可以专心供职著述，其时文名渐显，“与 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荣武子号后四学士”①。这说明李格非继“苏门四学士”的huáng庭坚、秦观、晁补之、张来之后，亦曾受到作为翰林学士的苏拭 的赏识和荐拔。在苏轼极为得志的元祐年间，李格非的仕途可以说无所挂碍，一路晋升。继元枯四年初升为“学正”后，旋迁国子博士。虽然在元枯六年 七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中所录格非诗属应景之作，但由此可见其身价已与宰执侍臣同列。从元祐六年到八年，李格非一直在太学官博士：“(文 叔)元祐未为博士”，其诗文被誉为“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
①可惜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格非的诗文太少，已无法与晁补之和秦观的作品比高 低。
绍圣元年(公元 1094 年)，传主十一岁时，对于其父的一件不平常的举 措，当已留有记忆。是年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六月，章谆策划编类元枯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章的本意当在拉笼李，但李却不就。由于违 背了长官意志，李格非遂被外放为广信(今江西上饶一带)军通判。“检讨”
系翰林院掌修国史之官，位次编修，而“通判”则位次于州府长官，含共同 处理政务之意。那么，李格非为什么由担任京城的清要之职，被遣为州府副官呢?原来编类元祐诸臣章疏，无异于辑录元枯臣辅的“黑材料”，当时被 重用的苏拭等人将会因此受到更加严酷的清算和报复，因为当年苏拭等在皇帝和朝臣面前，说过章谆等变法人物的不少“坏话”。李格非不忘苏拭的赏 识之恩，宁可自己远离京城，也不肯“助章为nüè”。当然，对于章惇和苏拭两位敌对的历史人物如何全面公正地加以评价，那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李 格非所格守的道德准则，以当时的价值尺度衡量，不失为一种义举，也当是其对子女进行言传身教的好教材。此事对于聪颖早慧的清照来说，无疑会留 下极为崇高美好的印象。日后她之所以能够上诗翁舅时相赵挺之以营救其 父，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