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至今令人不寒而栗。 有过这样经历和记忆的一代人，难免有惊弓之虞，尽管时代有所变迁和前进，而禁锢人们思想的余悸却不那么容易祛除，何况在一个性别歧视现象至今仍 然大量存在的国家里，笔者的思路也曾与站惯了的贾桂相仿佛，在性别上曾有一定的“自”轻“自”贱。比如在历数文学家时，我们可以并不费力地举 出她们中的二、三十名，而涉及到她们中的思想家，除了近代的秋瑾，笔者曾不能理直气壮地举出第二个她。所以乍一听说，李清照被列为思想家、《丛 书》主持单位又嘱我承担这一评传的写作时，由于自己存在着上述顾忌，更由于对李清照的业绩事功，尤其对她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认识， 一度因信心不足而致函《丛书》编委会的有关学者，申明自己很担心，当把李清照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著名词人介绍给读者时，恐难以得 到人们的认同。针对这种畏难情绪，这位学者负责地向我转达了《丛书》主编匡老的这样一些见解——……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她) 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她)的伟大业绩和事功……。
就思想的敏锐和作品的价值而言，比起许多男性思想家来，李清照并不逊色， 有了上述思想见解引路，笔者遂有茅塞顿开之感：她既有敏锐的思想，又有出色的著作，何愁写不出一本差qiáng人意的《李清照评传》?后来随着《丛书》 中一些重点书目的出版，匡老的一系列发人深恩的见解写进了《丛书》的序言和他的力作《孔子评传》的后记。这些重要文字，对解除笔者的思想束缚，起到了很直接很实际的作用。如果不从这些文字中吸取营养和睿智，笔者可 能继续犹豫不决，甚至可能束手无策。所以要完成一部较有价值的著作，必须首先解除束缚自己思想的各种桎梏。 思想桎梏要挣脱，而必要的思想原则则必须坚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恰恰在近些年的李清照研究中，有些论著又向另一极端倾斜，比如 把她写于元符三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进行无端拔高，竟认为它的批判锋芒是指李清照评传向权jian和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实则清照写此诗 时，赵佶尚未称帝，至多是刚刚登极，北宋还处在鼎盛时期，即使已有某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十六七岁的李清照是难以dòng察的，设身处地想想，她怎么 能够针锋相对地去批判皇帝和权jian呢?这首诗虽然相当尖锐地指出了唐玄宗失政误国的深刻教训，但那只是一首针对唐朝的咏史诗，主要表现出作者的 史识过人和才华出众;另一类走极端的问题，是把《声声慢》这样的名篇时而说成是没落阶级的哀鸣，时而又说它反映了词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二者都 远离了事实，均不可取。而笔者的努力目标，是写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个性，饱尝人间甘苦的切实可信的李清照。 假若只靠评传作者一个人，很难达到这样的既定目标。令人难忘的是，在本评传的写作过程中，《丛书》的有关负责人和编委，以其高度的责任心和博 学多识，对笔者给予了可贵的敦促和指导，并对拙稿进行了悉心的审阅和批改，堪称学术上的良师益友。 鉴于笔者作过较长期的编辑工作，懂得一些“作嫁衣”的况味和道理，原想用“为人作嫁”一语来表达自己对有关人员的谢忱，又一想，用这一陈旧的 字眼儿来比拟《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纂人员的业绩，很不贴切，因为他们并不是在为某个人“作嫁衣”，而是在以他们的思想睿智和辛勤工作建构 一座意义久远的思想丰碑和学术大厦。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笔者所奉献的仅是只砖片瓦。如果这一砖一瓦尚符合大厦的整体质量水准、不至于过早剥落 的话，那么不能不提到为此付出许多辛苦的本评传责编——巩本栋博士。这里不必说些对他表示多么感谢的话，我只想说明他对拙著所作的一些既审慎 又有见地的编改加工，我都是在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一一予以吸取和采纳的。这是一位编辑素质甚好，又极富责任心的、很理想的合作伙伴。
陈祖美 1994 年 6 月 腹稿于京青列车上
同月誊清于北京志新村小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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