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司法机构以这个"技术"成功地将昂纳克治了罪，会有许多人觉得不安：昂纳克令"越墙者得she杀"时，他是在那个制度中合"法"产生的领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国法;谁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国法"?有人反驳：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国法，然而这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一种道德取向，而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道德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法律才是。所以仅只以法律问题来看待昂纳克，都莫衷一是，更何况，昂纳克所揭开的，还有种种更复杂的难题：
首先，谁有权利审判昂纳克?真正gān净的人才能丢那第一块石头：西德政客的容忍和东德大多数人的默许，事实上，都使他们成为昂纳克的种种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里有资格审判"主犯"?
再说，如果昂纳克躲在"理想主义"的大旗后面呢?如果对着世界握起拳头敬礼的昂纳克说，他至死相信共产主义，他一切的作为，包括"保卫边境"，都是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造福他所热爱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于理想，如果他这么说，谁来评断这个"理想"的真与假、是与非、上升与堕落?又有什么依据能使人公正地评断这个"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国社民党和工党的创始人贝柏被控"叛乱"，他在法庭上为他的"理想"侃侃而谈："…我自少年时代就为工人解放这个目标而奋斗，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奋斗到底。"他被解往监狱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对他脱帽致敬。
如果昂纳克在柏林法庭上为他的"理想"——尽管那已是一个灰飞烟灭的理想——侃侃而谈，我们究竟是该对他脱帽敬礼呢，还是给他脚镣手铐?
恶心!极权政治的受害人说，昂纳克不值得任何一丁点的同情和谅解。那成千上万被毁了的人生，那加起来上千年的牢狱，那数不清的妻离子散，那没有声音的家破人亡——就这么算了吗?如果这罪魁祸首不得到惩罚，世界上还有公理这个东西吗?
可是，即使是这些复仇心切的人，大概心里也明白：杀了昂纳克也只能满足情绪，回答不了历史的问题：什么是罪?谁有罪?罪如何形成?惩罚昂纳克只是在对"公理"饥渴时所轻易摄取的速食麦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纳克回到德国受审仍是具有意义的。就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扳回尊严的最后机会，和许多其他共产领袖相比，昂纳克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不曾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枪毙，也不会像保加利亚或甚至苏联的共产党头目一样受夺权者的审判：昂纳克面对的是一个公认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他有机会再度跃上世界舞台，为自己作最后的辩护。即使是失败的辩护，也还比潜逃在某个大使馆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
一个80岁的人，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昂纳克的受审，当然又揭开了德东人尚未愈合的伤口。在统一之后的3年中，1700万德东人不仅受到失业穷困的打击，更尝到了一种"自我消灭"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谁"的认同危机中挣扎。这种危机，大部分的人仍旧相信，只是过渡的，但是痛苦并不因此减轻。
昂纳克的出现，将使德东人在为柴米油盐烦忧的同时，再度反省回顾自己的来时路。不久前，昂纳克曾经为自己书面辩护：不管东德人民是情愿不情愿，所谓"统一"事实上是西德对东德的"占领"、"兼并"，吃掉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东德人要比现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从昂纳克的审判过程中，德东人势必和自己进行内心的辩证：究竟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那个时候?
对西德人而言，这个世纪的第二度历史审判又开幕了。1945年，在纽伦堡，是战胜者列qiáng在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决定它的罪与罚;1992年，是德国人自己试图裁判一个崩溃政权的是与非，试图决定它的罪与罚，一项极庞大、极复杂、极艰难的历史任务。
日尔曼民族也许过度的迷信法治，认为法律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个民族有面对历史伤口的勇气，有时其他民族是宁可闭起眼睛，让伤口在掩盖下默默溃坏的。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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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并没有拆掉
墙，并没有拆掉
路铺过了，已看不出三年前废弃的样子。古桥上的监视塔也拆了，倒是砌了条石凳，让人浏览休息。桥头立着半堵墙，是当年的围墙了，既然不挡着路，也没人去拆它。水泥墙上涂着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宇：
"墙，并没有拆掉!"
涂写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没有拆掉的是一堵心里的墙。
艾森纳哈市政府的财政科长在广场上等候我们，一个头发花白、态度谦逊的老绅士。曾经是灰扑扑的老街，现在焕然一新，一家接着一家灿亮的商店，标价和西方一样。但是艾森纳哈的失业比例是百分之十八。
"这些商店，"我问，"属于谁?"
科长笑了，"大部分，都是德西人来这里投资开店，我们本地人买不起也租不下这些昂贵的店面。"
那么顾客又是谁呢?所谓百分之十八，还只不过是浮面上的失业数字。如果加上那些在接受政府辅导"转业"训练的人，还有那些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还有那些马上就要失业的人，全德东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失业比例。这些漂亮商店的顾客是谁?
"游客嘛!您知道艾森纳哈是巴赫的故乡。还有住在西边的人。我们自己反而要越'界'到西边去买东西。"
既然东西价钱一样，为什么?
"譬如我买车，"科长说，停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宁可到西边买，因为那边服务比较好，分期付款种种也都对顾客有利些。这边，总而言之还不太习惯以顾客至上的那种商业行为。"
他的话让我想起德东的女作家马容。因为对东德深恶痛绝而在1988年移居西德的马容曾经说："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刺耳，可我觉得三十年来东德特务对我的压迫还赶不上东德的餐馆服务生、出租车司机、店员的恐怖统治。"
路口一辆汽车以撕裂神经的尖声启动。同道来的德西人悄悄说：
"你看，这些笨蛋还没学会怎么用西方的车子;他们还以为自己在开拖笨车。"
走累了，我们在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坐下。女侍解释，今天人太多，厨房不作午饭了，只能点蛋糕。好吧，蛋糕就蛋糕吧!
"科长先生，"我面对老先生，"要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虽说改朝换代了，据说当年骑在人民头上的gān部翻了身仍旧是当权者，是这样的吗!"
科长摇摇白头："我们公务员，都要通过过滤，我们的过去都经过委员会的调查，比较没有这种情形。工商界就不同。一个公司只管求才，谁有才就用谁。那些gān部，以前他们就属于'有办法'的一群，可以出国，可以接触到外国资讯，所以也就比较灵通。现在嘛，他们自然也还占着灵通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