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决然地不顾一切地离家而去，又究竟为什么十年后他们二十八九甚至三十多岁
了，真正到了不应该再恋家的年龄了，反而哭着闹着喊着叫着毅然决然地不顾一
切地返回城市扑进家门呢？ 为什么？ 究竟为什么呢？
他们毅然决然地返回城市，急急切切地扑进家门，乃是因为他们省悟到从
“红卫兵时代”到“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原来不过是石头。“席佛西斯的石头”。
他们被一位巨人滚上山顶，然后从山顶滚下来，然后再被那位巨人滚上山顶，再
滚下来……这是席佛西斯的事业。席佛西斯是不知疲倦的，因为那巨人是神。可
他们的血肉之躯已再经不起几番滚动，滚动中他们遍体鳞伤。他们最初认为这种
不问断的滚动即是他们作为一代人的使命，可后来他们的头脑终于在滚动中产生
了怀疑。这是本能的清醒。他们终于向席佛西斯也向他们自己呻吟着发问：这种
滚动的目的何在？
席佛西斯不回答。
那位巨人是神，也是一页历史，也是一个时代。
而一代人再也不甘心充满热情地作神的石头。
他们十年前离开家门是为了去寻找他们要寻找的东西，结果他们什么也没寻
找到。他们十年后扑进家门是因为寻找累了，心灰意冷。他们扑进家门是预备第
二次迈出家门，是预备开始他们人生的第二次寻找。东西南北中，这一次他们预
备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认定一个去向。即使旧巢毁坏了，燕子也要在那个地方盘
旋几圈才飞向别处。这是生物本能。即使家庭分化改组了，作儿子作女儿的也要
回到家里看看再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打算。这是人性。
家对返城知识青年们已不再是城堡，因为他们不再是孩子。
家也并非他们的王国，因为他们的家庭地位依然是孩子。
他们原本希望对家庭对父母一尽儿女的义务和责任，现实却使他们成了家庭
成了父母的负担和烦愁，过去是如今依然是。城市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写下
了两个看不见的“红字”——待业。
如果说当年的知青教导员对待业感到的不过是茫然和惆怅的话，那么姚守义
们对待业感到的则是内心的痛苦和qiáng烈的愤怒了。
幸亏这会儿他跟前放着一大盆山楂。幸亏一个姑娘，不，一个少妇，不，一
个年轻的母亲和他面对面坐着，和他一块儿穿糖葫芦。
否则，他可能又会去找严晓东，两人一块儿凑点钱，到某个街头巷尾的肮脏
小饭馆借酒浇愁。
年轻的母亲有一张女孩般的娃娃脸。孩子的脸却是长得像个小老头，描几道
皱纹画上几撇胡子就更像了。
山楂么，是一等的山楂，又红又大，瞧着就使人嘴里酸溜溜的。
女人本身就是耐心，就是力量，就是男人们将许多事情做好的最可靠的保证，
是稳定男人情绪的万应灵丹，尤其一个女人不难看是这样；难看的女人另当别论。
姚守义放下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芦，立刻拿起第一百零四根竹签子，并且向年
轻的母亲提出倡议：“咱俩把剩下这点山楂都穿完了怎么样？ ”
剩下那“点”山楂起码还够他和她每人再穿一百零三串的。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笑，乐意地说：“行啊，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事儿
可gān。”
姚守义忽然觉得这个晚上是他返城后心情最佳的一个晚上。
女人居然还能启发一个男人的想象力。
姚守义的头脑本不富于想象，但是将一等的、又红又大的山楂想象成玛瑙、
珠宝、玉石球什么的，这种làng漫思维他的头脑还是够用的。在奇妙而有限的想象
中，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位充满自信的艺匠。穿糖葫芦颇有艺术工作的情趣。他
手中那把“文化大革命”中用来刻主席头像的刻刀，也就仿佛成了雕刻家手里的
艺术工具，遗憾的是在每个山楂上只能来一刀，使他获得的艺术满足太有限。好
在这一刀挺讲究分寸，切口过深过长不行，那样一个完美的整体就变为两个红彤
彤的“半球”了，就不好穿了，勉qiáng穿上也不好看了。切口要不深不浅，不长不
短。一刀下去，又红又大的一个一等山楂，咧开一张笑口，像没长牙齿的婴儿的
笑口。然后呢，用刀尖小心地剔出山楂核，再轻轻将那可爱的笑口合上。六个山
楂穿一串，一支体体面面的糖葫芦就完成了一半工序。每穿完一支，他都要自我
欣赏几秒钟，才满意地放下。
这个工作是他从今天起才获得的临时工作，是为一家冰棍厂加工。那家冰棍
厂夏天做冰棍，冬天做糖葫芦。这事儿原是同院一个无职无业的孤身老头赖以糊
口的营生。街道为了照顾那老头，开了介绍信出面替老头与冰棍厂订下长期合同。
几天前老头死了。街道主任来到姚守义家，对他母亲说：“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
呢，让守义gān吧，我看他挺适合gān这活。”母亲自是千恩万谢的。
他也不得不赔着笑脸说些“承蒙照顾”的话。至于街道主任根据什么认为他
“挺适合gān这活”，他却百思不得其解。街道主任还诡秘地叮嘱他和母亲：“你
们千万别对外院的人讲啊，外院的人家知道了，该说我这个街道主任偏向你们守
义了！ ”这话他信。这条街道上就有二十三个返城待业知青，有活可gān的还是第
一个。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二十三个近城待业知青哪一个也不会拒绝这种机会。
他们在兵团的最初几年，每月也不过才挣三十二块钱。只要是个能挣钱而又合法
的机会，哪一个返城待业知青都会一把抓牢不放松的。过后他问母亲街道主任为
什么对他姚守义这般恩典？ 母亲说：“你爸不是从木材加工厂为人家买了一方木
柴嘛！ ”
当他面对两大盆山楂和一大捆竹签子在小板凳上坐下时，他觉得自己的命运
和前途都够酸的。转而想，自己毕竟从此和一个单位——一家冰棍厂建立了某种
关系，返城后那颗无着无落的心，便安定了许多许多。他甚至认为有必要让父亲
再给街道主任从木材加工厂买一方“内部价格”的木柴，然后求她将那份“长期
合同”
上的死去了的老头的名字，改成他姚守义的名字。
从穿糖葫芦中体味到“艺术工作”的情趣，那是在她开始和他一块儿“共事”
之后才渐渐达到的一种境界。
她领着孩子来时，他刚穿了五六支。
“大娘不在家？ ”声音很低，有些喑哑。
他抬起头，见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犹豫着进不进屋。黑色短呢上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