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眼看将年届四十（也就是处于作家至关重要的时期）的我来说，这却不是值得欢欣的环境。有个词儿叫“人心浮动”，就是这样，整个社会闹哄哄的，浮躁不安，开口三句离不开钱，根本不是能安心静坐、jīng打细磨地写长篇小说的氛围。待在这种地方，也许不知不觉就被宠坏了——这样的心情变得越来越qiáng烈。我想把自己放进更紧张一点的环境中，开拓新的疆域，尝试新的可能性。我开始萌生出这样的念头，所以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离开了日本，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外国。那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出版之后。
还有一点，在日本，针对我的作品和我个人的压力相当大。我的基本观点是：“反正是有缺陷的人写的有缺陷的小说，不管人家说什么都无可奈何。”实际上也是从不介意、我行我素。但当时毕竟年轻气盛，听见这种批判，便屡屡感觉：“这话说得岂不是太不公道了？”甚至连私生活领域也遭受践踏，家人也被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还受到过人身攻击。为什么非得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不可？我与其说心生不快，更多的是感到不可思议。
如今再回过头看看，我觉到那很可能是同时代的日本文学界人士（作家、评论家、编辑等）对挫折感的发泄，是“文艺界”对所谓主流派纯文学急速失去存在感与影响力的不满和郁闷。也就是说，范式转移正在眼前徐徐展开。然而在业界人士看来，这种堆芯熔毁式的文化状况是可悲可叹的，同时又是不能容忍的。许多人恐怕把我写的东西或我的存在看作“损害和破坏理想状态的元凶之一”，就像白细胞攻击病毒一般，试图加以排斥——我有这种感觉。我自己倒是在琢磨：“如果能被我这种人破坏掉，只怕还是被破坏的一方有问题吧。”
“说来说去，村上chūn树写的东西，无非是外国文学的翻版，这种东西最多只能在日本通行。”时常有人说这样的话。我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什么“外国文学的翻版”，还自以为在积极追求和摸索日语这种工具的可能性。“既然这么说，那我何不去试一试，看看我的作品在外国究竟能不能通行。”老实说，也不是没有这种挑战的念头。我绝不是不服输的性格，却也有股倔劲儿，对无法信服的事情非要探究到底。
而且，如果能以外国为中心展开活动，也可以减少与日本这纠缠不清的文艺界发生关联的必要。不管人家说什么，置若罔闻就是了。对我来说，这也成了打算“去海外打拼一番”的重要原因。想起来，在日本国内遭到抨击，倒成了挺进海外的契机，也许被人诋毁反倒是一种幸运。无论在哪个世界都是如此，再没有比“捧杀”更可怕的东西了。
在外国出书最令我高兴的事，是有很多人（读者或评论家）说：“总之村上的作品很有原创性，和别的作家写的小说都不一样。”不管给不给作品好评，认为“这个人的风格和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意见还是占大多数，与在日本受到的评价大相径庭，这真令人欣慰。认定是原创，认定我有自己的风格，对我就是胜过一切的赞美。
然而，当我的作品开始在海外热卖，或者说当大家得知我的作品开始在海外热卖后，日本国内又有人说话了：“村上chūn树的书在海外卖得好，是因为他的文章容易翻译，他的故事外国人也容易看得懂。”我稍稍有些惊愕：“这么一来，不是和原先说的恰恰相反吗？”唉，真是没办法。只好相信这世上总有一些人，专会见风使舵，毫无根据地满口胡言。
大体说来，小说这东西是从内心世界自然而然喷涌出来的，并不是出于战略考虑，可以像走马灯似的改来改去的玩意儿，也不能先做点市场调查，再视其结果刻意改写内容。就算可以这样做，从如此肤浅之处产生的作品，也不可能获得众多的读者。纵然一时受到欢迎，这样的作品和作家也不会持久，大概无须多久就会被人们忘却。亚伯拉罕·林肯留下这样一句话：“你能在某些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所有的人。”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小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要由时间来证明的事物，只能由时间来证明的事物。
言归正传。
由大型出版社克诺夫推出单行本，再由其子公司Vintage发售平装书，随着耗时费心地排兵布阵，我的作品在美国国内销量稳步上升。一有新作问世，就能稳稳地挤进波士顿和旧金山城市报纸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几位。就是说，与日本的情况大抵相同，我的书一出版就买来看的读者阶层也在美国形成了。
于是二○○○年之后，用作品来说就是从《海边的卡夫卡》（在美国于二○○五年出版）开始，我的新作在《纽约时报》全美畅销书单上崭露头角（虽然是从最末席起步），这意味着不仅仅在东海岸和西海岸那些自由倾向qiáng烈的大都市，包括内陆区域，我的小说风格在全美范围内逐渐被大家接受。《1Q84》（二○一一年）位列畅销书排行榜（虚构类·jīng装书）第二名，《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二○一四年）位列第一。不过走到这一步，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并非一击必杀、华丽夺标，我感觉还是靠一部部作品稳步积累，最后终于巩固了地盘。与之相伴，平装版的旧作也开始活跃起来。一个理想的走势业已形成。
不过在最初阶段，相比美国国内的动向，我的作品在欧洲市场上发行量的增长更为醒目。将纽约置于海外出版的中枢，好像与欧洲销量的上升大有关系。这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发展。老实说，我没想到纽约这个中枢的意义竟如此之大。对我来说，只是因为“英语还能读通”这个理由，以及碰巧住在美国，姑且将美国设定为主场而已。
对亚洲以外的国家，我有这样的印象：首先星火燎原的是俄罗斯和东欧，然后徐徐西进，移至西欧。那是九十年代后半期的事。委实令我惊讶的是，我听说俄罗斯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位，曾有大约一半被我的书占据。
这说到底不过是个人的印象，如果要我拿出确凿的根据和例证来，那就让人为难了，不过查对历史年表回顾一番，我感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看到一种倾向，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盘发生巨大动摇（或变革）之后，我的书就会在那里被广泛地阅读。我的书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开始热销，是在共产主义体制发生崩溃这一巨大的地盘变化之后。此前看似牢不可破的执政体制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希望与不安杂糅jiāo织的“柔软的混沌”一步步bī上前来。或许是在这种价值观转换的状态下，我提供的故事急速地带上了一种崭新而自然的现实感。
另外，阻断东西柏林的柏林墙戏剧性地倒塌，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后不久，我的小说在德国好像慢慢开始被人们阅读了。当然，这或许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我想，社会基盘和结构的巨变会对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感产生qiáng烈影响，人们追求改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自然现象。现实社会的现实感与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在人们的灵魂之中（或者无意识之中）难免一脉相通。不管身处怎样的时代，当发生重大事件、社会现实出现巨大变化时，它就会像寻求佐证一般，要求故事的现实感发生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