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金，王伟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依旧和在南昌时见到的一样，仍然那么和蔼可亲，谈笑风生。
周恩来抓住王伟的手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今天终于又见面了。
王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点头。
周恩来又说：为了工作，让你们夫妻分离，你能想通么?
王伟听周恩来这么一说，眼泪差点流了出来。他又想起和汪芳分别时的情景，两人是那么难舍难分，是党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也是为了党他们不得不分开。
周恩来又说：组织对不起你们了，为了我们能够早日胜利，我们暂时做出点牺牲是值得的。
王伟不住地点头。
周恩来又问了汪芳一些事。
王伟走的前一天，汪芳就毕业了。她的姑父亲自到学校把她的东西接回了家，汪芳仍装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王伟这次走，他是向学校辞职的，因为怕引起校方的警觉，汪芳家里也早就默认了这桩婚事。王伟和汪芳却对汪芳母亲说：
王伟要到外面跑一阵生意，然后再回来结婚。
汪芳一家人没有怀疑王伟这一理由。汪芳的姑父还说：年轻人就是应该到外面闯一闯。
王伟知道，汪芳一家人的心思并不在自己身上，而完全是为了汪芳，他们想设法拴住汪芳的心。
王伟很快便被安排到红军指挥所电台工作。他和汪芳分手时就约定了相互联络的暗号和时间。
他们同时打开发报机的时候，相互用电波搜寻着对方发出的信息，很快他们便接上了头，那一刻，王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惊喜。两人在电波里相互问询了对方的情况后，便互道了平安，又约定了下次联络时间。
汪芳被姑父送到蒋介石南昌行营之后，很快便被指令上了电台。那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准备向苏区大举进攻。蒋介石的每道指令都是通过电台发出的。
每发完一次蒋介石的指令后，汪芳便换一个频道，她知道王伟正在等着她的消息。便又一次把蒋介石的指令重述一遍，这一遍准确无误地被王伟接收到了，然后很快译好，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每次收到这样的电报都会说：这是我们的百灵鸟在歌唱呢。
敌人调兵布阵的机密很快被苏区掌握了。蒋介石却对红军内部情况了解甚少，直到长征初期时，蒋介石还称红军是朱、毛这股“赤匪”。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仍被蒙在鼓里，直到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忙调集部队前来围攻。
王伟接到电台即将随部队转移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部队这次要真的离开苏区了，但部队最后要走到哪里，他和所有的人一样并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见到汪芳。
部队要走了，因为保密的需要，他并没把这一消息告诉汪芳。
他只用密语告诉汪芳：他将要有一次行动。
汪芳也没有深问，王伟也无法更具体地回答。
几天以后，王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征途。
第十三回 难割舍告别苏区 扩红女女扮男装
自1934年9月下旬到10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一系列准备突围西征的命令。
9月25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
一、26日晨，蒋敌将向我发动总的攻击，李延年纵队将向订州前进，陈诚的一路将向石城前进，其以后的目的是占领我中心瑞金。薛岳的一路和周浑元纵队近日亦在逐步前进，其目标是占领兴国，从西面切断我主力。
二、各军团在26日早晨以前，应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在战斗以前，应进行最高度的政治工作，并解释此次战斗的重大意义。
三、作战开始后，应爱惜使用自己的兵力，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gān部。
四、在战斗不利的条件下，应适当放弃先头阵地。
五、在战斗失利时，应有组织地退出战斗，并要各军团迅速报告战斗的经过和结果，以便中革军委能适时地下达新的命令。
第五次“围剿”已近尾声，蒋介石重兵团团围住了越来越小的苏区。也正在这时，军委下达了红军撤离苏区的命令。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紧接着，也就是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了第5号命令。
命令决定：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时行动，第1纵队代名“红安纵队”，这是首脑机关，也是红军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规定第1纵队的出发时间为10月10日，预定10月12日到达第一集中地区。委任叶剑英为第1纵队司令员。纵队由4个梯队组成，各梯队又指定了负责人。第1梯队代名为“红星”，由军委总部一、二、三局及无线电三台、电话一排、通讯队、警备连、工兵连、运输两排组成，负责人彭雪枫，10月10日17时由梅坑出发，途经沿坎、麻田、万田、宽田、岭背，于12日晚到达古田宿营。第2梯队代名“梅坑”，由军委总部、四、五局及总政治处、警卫营、总政治部、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负责人罗彬，于10月10日18时由心圩出发，途经沿坎、麻田、万田、宽田、塅屋、岭背，于12日晚到达田察下宿营。第3梯队代名“小松”，由工兵营、pào兵营、运输一大队及附属医院组成，负责人武亭。
军委第2纵队代名“红章”、由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1万人，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任参谋长。以上，军委1、2纵队和红军1、3、5、8、9军团，共8.6万多人，组成野战军，在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下实行转移。毛泽东、王稼祥因病随红军总部行动。陈云、凯丰、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到5、8、9军团工作。
10月13日，中革军委为保守军事机密，重新规定军委及各兵团代号：
军委为“红星”，军委直属各部一概代以红星二字。军委第1纵队为“红安”，第2纵队为“红章”。红1军团为“南昌”，1师为“广昌”，2师为“建昌”，15师为“都昌”。红3军团为“福州”，4师为“赣州”，5师为“苏州”，6师为“汀州”。红5军团为“长安”，13师为“永安”，34师为“吉安”。红8军团为“济南”，21师为“定南”，23师为“龙南”。红9军团为“汉口”，3师为“洛口”，22师为“巴口”。
并规定这些代名自10月15日施行，师以下代名由各军自定。
1934年10月10日，正午刚过，太阳仍热烈地照耀在当顶。梅坑村外的一棵古树下，聚集着一大群男人和女人，他们每人扛着一杆红缨枪，就像是一群去放哨的赤卫队员。他们的背上都鼓鼓囊囊地背着一个包袱，腰里挂着一个大搪瓷杯子。
谢觉哉牵着匹马。这匹马不时地打着响鼻，扬头东张西望，这就使得谢觉哉不停地操紧马的缰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