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在上学期间，就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917年他加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又被选入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并负责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
19岁那年，他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29天街垒战中，他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浴血奋战，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使他在街垒战中，表现得异常出色。
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在狱中被关了整整三个月，后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又误放了他。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汉堡，1920年到1921年他加入了汉堡党组织，到了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在两年中，他读了大量各种有关军事论著，同时也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凯撒》等人的传记，他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不屑一读。因此，有关东方的历史，包括风土人情他近似到无知的程度。他到中国来后，一不懂中国历史，更不了解中国农民，这就使他的指挥走向失败的结局，这种结局，在今天人们看来便不足为奇了。
1921年底的时候，他又一次被捕入狱，落到了反对者手里，这次没有人放他，而是他自己联合起了狱中的关押者，一起越狱，最后获得了成功。1924年初的时候，他调到了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从事反对jian细和法西斯组织的特别工作。
1924年，他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贝纳里奥，并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他们结成了夫妻。然而，因为特殊的身份和工作，他们的爱总是短暂的，1926年秋，夫妻俩双双被捕，投入了莫阿比特监狱。三个月后，奥尔加获释，而奥托·布劳恩却一直监禁到1928年chūn。狱中的生活，使他学会了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在战友以及妻子奥尔加的帮助下，又一次越狱潜逃成功。越狱后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后来德国共产党秘密地把他送到了苏联。
那时的苏联，十月革命已经胜利，共产主义的地位在全世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向往的天堂。那时，李德在苏联系统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军事科学，同时也受到正规的训练。
到了30年代初，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力渐渐转向了中国，那时，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事这么伟大的群众武装运动，共产国际组织也在支持中国革命共产运动。
1932年，共产国际招待委员会派李德来到了中国，共产国际组织选派他来到中国，完全是因为李德不同寻常的经历。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城市起义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李德于1932年chūn抵达哈尔滨，随后乘火车去了大连，又转乘轮船抵达上海，秋天的时候，住进了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大约一个月以后，他又搬进了一套美式公寓住所。那时，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由于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对当时的中国革命的处境，看到的也仅是表面现象，但他的热情却是高涨的。他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涂满他理想的未来。通过他的努力，共产国际组织通过柏林银行给当时上海的红救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仪器。
李德一到中国，就很快体现出了他这个日耳曼人的工作作风，严谨，勤奋。
他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去了一趟北平，靠史沫特莱的引见，他又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斯诺夫妇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他们夫妇当时并不怎么信任这位自负的德国人，而李德同时也不信任他们。
李德到中国时，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打击下已土崩瓦解，许多共产党员被枪杀。白色恐怖使共产党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安身之处，只有赣南的朱、毛中央苏区正处在一派兴盛之中。上海党的领导在1933年初就从上海转褹E到了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才到达瑞金的，在上海期间他等来了国际组织派来的又一名高级顾问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中心，许多国际组织的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美国籍，美国人最受欢迎。化名克莱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显赫一时，和李德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澳大利亚和匈牙利军队中服役，曾被俄国人俘虏，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参加了苏联国内战争，随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李德到中国之后，就知道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坚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李德一到中国，很快便得到了博古这些拥苏派的信任，他对博古等人大谈凯撒、塔西陀、拿破仑……谈起正规战争更是津津乐道。李德一到中国，便很快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他认为红军时机已经成熟，是该打正规战的时候了，于是推行了他的街垒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而这个战术并没能有效地消灭蒋介石的部队，相反却让蒋介石的部队得寸进尺，一口口地正在吃掉苏区。
博古等人也不是一开始就盲目地推崇李德的政治思想和作战方法，而是他们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谋而合，那就是以与毛泽东思想的严重分岐作为沟通点的。
在那间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子里”，李德和博古两人很快就沟通了。李德和博古一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山沟里出不了马列，在落后的县城也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他们一致认为，红军要大兵团作战，打大仗，有机会要攻取长沙、福州那样的大城市。正在这种不谋而合的气氛中，排斥毛泽东的气氛形成了。他们最后在国际共产组织的帮助下，终于成功了，他们不仅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党权，还对只剩下一个头衔的苏维埃主席毛泽东仍不放心。
李德到中国来时，仅仅是作为顾问，事实上是博古等人拱手把权力送给了李德，致使后来的红军一连失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关于李德和中国指挥官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记述——起初，李德得到了军事指挥员们广泛的支持，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其他将军对他的态度也一样，李德还得到有影响*洛甫(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当过报纸编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力分校的图书*馆员)和受伤的军队负责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3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1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暧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
像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
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大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làng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水平高，是一位坚定而带点学究气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