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中国人缺少什么(2)
诚信、信任和人的尊严
在今日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国人普遍为诚信的缺乏而感到苦恼。商界中的人对此似乎尤有切肤之痛，前不久央视一个节目组向百名企业家发卷调查，征询对“当今最缺失的是什么”问题的看法，答案就集中在诚信和信任上面。其实，消费者是这一弊端的最大和最终受害者，只因处于弱势，他们的委屈常常无处诉说罢了。
如此看来，诚信的缺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的缺失——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曾经拥有诚信，如果曾经拥有，又是在什么时候缺失掉的?
翻阅一下严复的文章，我们便可以知道，至少在一百年前我们还并不拥有，当时他已经在为中国人的“流于巧伪”而大感苦恼了。所谓巧伪，就是在互相打jiāo道时斗心眼，玩伎俩，占便宜。凡约定的事情，只要违背了能够获利，就会有人盘算让别人去遵守，自己偷偷违背，独获其利，而别人往往也如此盘算，结果无人遵守约定。他举例说：书生决定罢考，“已而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皆不应试，而我一人独往，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商人决定统一行动，“乃又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yīn如此，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齐如故”。(《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对撒谎的态度也是一例：“今者五洲之宗教国俗，皆以诳语为人伦大诟，被其称者，终身耻之。”惟独我们反而“以诳为能，以信为拙”，把蒙骗成功视为有能力，把诚实视为无能。(《法意》按语)
今天读到这些描述，我们仍不免汗颜，会觉得严复仿佛是针对现在写的一样。一百年前的中国与今天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便是国门开放，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开始大规模进来。那么，诚信的缺失是否由此导致的呢?严复不这么看，他认为，洋务运动引入的总署、船政、招商局、制造局、海军、矿务、学堂、铁道等等都是西洋的“至美之制”，但一进到中国就“迁地弗良，若存若亡，辄有淮橘为枳之叹”。比如说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相互欺骗。(《原qiáng》)所以，原因还得从我们自己身上寻找。现在有些人把诚信的缺失归咎于市场经济，这种认识水平比起严复来不知倒退了多少。
其实，诚信的缺乏正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够成熟，其规则和秩序未能健全建立并得到维护。而之所以如此，近因甚多也甚复杂，远因一定可以追溯到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jīng神性存在，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人的尊严感，与人打jiāo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仿佛如此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守信用。他也会这样去尊重他人，仿佛如此说：我要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并相信你会对它负责。这就是信任。可见诚信和信任是以彼此共有的人的尊严之意识为基础的。相比之下，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中缺少人的尊严的观念，因而诚信和信任就缺乏深刻的jīng神基础。
也许有人会说，“信”在儒家伦理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错，孔子常常谈“信”，《论语》中论及诚实守信含义上的“信”就有十多处。但是，在儒家伦理系统中，“信”的基础不是人的尊严，而是封建等级秩序。所以，毫不奇怪，孔子常把“信”置于“忠”之后而连称“忠信”，例如“主忠信”、“言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可见“信”是从属于“忠”的，诚实守信归根到底要服从权力上的尊卑和血缘上的亲疏。在道德实践中，儒家的“信”往往表现为所谓仗义。仗义和信任貌似相近，实则属于完全不同的道德谱系。信任是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各人有自己的人格、价值观、生活方式、利益追求等，在这些方面彼此尊重，绝不要求一致，另一方面合作做事时都遵守规则。仗义却相反，一方面抹杀个性和个人利益，样样求同，不能容忍差异，另一方面共事时不讲规则。在中国的商场上，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一开始因为哥们义气或因为面子而利益不分，规则不明，最后打得不可开jiāo，终成仇人，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
毫无疑问，要使诚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现状真正改观，根本途径是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其规则和秩序。不过，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同时很有必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化传统，使国民素质逐步适应而不是严重阻碍这个市场经济健全化的过程。
中国人缺少什么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一、对百年文化反省的一个反省：什么逃脱了
反省反而成了反省的前提?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尼采的一篇文章套用来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德国人缺少什么》。遗憾的是，尼采讲这样的题目用不着做譬如说德国与东方或者德国与英国之类的比较，他只是把德国的现状与他心目中的标准做一个比较，然后直截了当说出他的批评意见来。而一个中国人讲《中国人缺少什么》这样的题目，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题目。事实上，中国人也的确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弱点的。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反省习惯的民族，从来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里。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挨打，我们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反省。不过，挨打之后，我们也真着急了，反省得特别用力，以至于以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说得最多的话题。该说的话好像都说过了，再说就不免老调重弹，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这类讨论。
也许由于我始终与这个话题保持着一个距离，因此，当我现在来面对它的时候，我就获得了一个与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来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对象呢?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因为挨打而开始反省的，反省是为了寻找挨打的原因，改变挨打的状态。之所以挨打，明摆着的原因是中国贫弱，西方国家富qiáng。所以，必须使中国富qiáng起来。于是，富qiáng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主题。为了富qiáng，中国的先进分子便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所谓寻求真理，就是寻求西方国家富qiáng的秘诀，寻求使中国富qiáng起来的法宝。这种秘诀和法宝，在洋务派看来是先进的技术和武器，所谓“西洋奇器”和“坚船利pào”，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看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或共和，在新文化运动看来是科学和民主。当然，你可以说认识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发点未变，就是把所要寻求的真理仅仅看做实现国家富qiáng之目标的工具，与此相应，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会妨碍我们富qiáng的弱点上。我不能说这样的出发点完全不对，不妨说是形势bī人，不得不然。可是，在这样的寻求真理和这样的反省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不但逃脱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动摇的前提，这个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jīng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