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一番追根溯源，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但鲁迅为了进一步剥夺节烈论鼓chuī者的资本，又发出三个“疑问”：“节烈难么?”“节烈苦么?”“不节烈便不苦么?”“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如果前面的疑问，是着重于揭示节烈的不合理，这三问则揭露了节烈的“不合人情”。而“不节烈便不苦么?”这一问，更是引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
鲁迅在这里对“社会公意”的质问，正是把他前面对“儒效”的质疑与揭露深入了一步：在他看来，以儒家为中心的“古训”(如“妇者服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可怕，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长期处于垄断的地位，于潜移默化之中，逐渐渗入国民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成为一种“历史和数目的力量”，鲁迅用“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来概括，是充满了深广的忧虑与无奈的。我们也终于明白，鲁迅在文章一开头即宣布，他的质疑最终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的深意。
可以说，鲁迅把“五四”时期的怀疑主义jīng神发挥到了极致：他就像医生解剖尸体一样，把传统节烈观这具历史的陈尸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正面反面，从学理到人情，都做了透彻的探查、剖析;又是那样无情地、不厌其烦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疑了又疑，问了又问，从现实到历史，从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根源到群众基础，刨根究底，穷追不舍，思考极其周密，驳诘十分雄辩，真是锐不可当。他的结论也就具有了铁的逻辑说服力——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这样，鲁迅的这篇《我之节烈观》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估定价值”的代表作。
文章本可结束，“临了还有一层疑问”：“节烈的女子，岂非白苦一番么?”牺牲者的价值在于可以为后人、今人提供借鉴;于是就有了“开一个追悼大会”的建议，而且——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qiángbào。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可以看得很清楚：鲁迅对儒家节烈观的批判，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不能让“过去的人”的“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继续下去，而要争取现在中国人的“正当的幸福”。
二
我们再来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这一篇的论述，也是层层深入的。
先释题：为什么要做这篇文章?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题目?
而且是开章明义：我“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这正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对一切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要提出质疑，“重新估定价值”。这一次所针对的是“父为子纲”的“儒教”，整篇文章显然具有很qiáng的论辩性。
一开始就摆出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圣人之徒”鼓chuī“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父为子纲”的背后是一个“权力”关系：这就抓住了要害。正是为了消解这样的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力”，鲁迅提出：“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这其实就是鲁迅后来在《写在〈坟〉后面》所说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5〕因此，任何人都不具有绝对的价值，更谈不上绝对权力。——正是这样的“中间物”意识，构成了下面鲁迅立论的基础。鲁迅又由此生发开去，qiáng调“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父子身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借此声明，自己是以“现任之父”的身份来讨论父子问题，所以题目是：“我们”怎样做父亲，是从自己谈起的;于是再次重申“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解放子女”的基本立场——这一问题在后文还有进一步展开。
接着又qiáng调自己“不是真理的发见者”(这里，仍然隐含着一个对立面：那些“圣人之徒”从来是以真理的代表与捍卫者自居的)，对“将来”如何，以及“终极究竟的事”，也“不能知”，于是，只能谈“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也正是鲁迅思想的特点：他关注的始终是“现在”的中国问题。
论及此，文章题目中的几个关键词：“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均已落实。于是，鲁迅从容地说出自己“心以为然的道理”，也即本文的中心观点：“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这就是鲁迅下文所要说的，他讲的是“生物学的真理”，而且有很qiáng的“生命”意识，所突出的是生命的(在鲁迅的思考中，主要是“现在中国人”的生命)“保存”、“延续”和“发展”。
由此引发出两个极为重要的观点——
一、 从“保存生命”出发，人的“种种本能”的欲望，即所谓“自然人性”，具体地说，人的“食欲”与“性欲”，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jiāo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共识：周作人就曾表示赞同这样的观点：“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一不美善洁净”，〔6〕这就不仅是合理的，更是美的，善的。在今天看来，这都是一些常识，但在“五四”时期，却是石破天惊之论：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旧见解”即传统观念都是以性jiāo为“不净”的，周作人还写过一篇《上下身》，说人的身体本来是一个整体，中国人却把它分为两半，以肚脐眼为界，肚脐眼以上部分是高贵的、gān净的、美的，肚脐眼以下是肮脏的、丑恶的、不净的。〔7〕因此，鲁迅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的创造者的意义。”——鲁迅的这一论述有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破除传统的“不净观”，qiáng调人的性jiāo、婚姻、生育，都具有“生命保存与创造”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破除传统的神秘感，qiáng调人的性jiāo、婚姻、生育，是既正常又普通的，性jiāo而生下孩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何来父母对子女的特殊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