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的笔下，佩克才华出众，放làng形骸。彼得认为，他的父亲和佩克这样的美国知识分子，其性情、其生活方式，特别适合置身于当时的中国。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朋友的原因。对此，彼得有颇为生动的叙述:
与同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佩克一样，父亲爱喝酒。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喝得发疯也不会被人看做是怪物。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父亲和佩克显得都是与世格格不入者，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和原因而受到压抑……在中国，可以有别的方式让他发泄，譬如喝醉酒，或者唱中国的京剧唱段。在中国，一切似乎都显得非同寻常，令人快乐，和他同时期的或者更早一些的“中国通”、格格不入者一样，佩克，包括我父亲，可以逃脱自己国家的清规戒律。在桂林，佩克住地下方是一家jì院，这正合乎他的放dàng性格。据白修德说，他知道每个jì女的名字，也许还和其中不少人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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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二次来到中国后的身份、经历和见识与第一次大大不同，与《穿越长城》相比，佩克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时代的两种类型》无疑更具历史分量。我所说的历史分量，不在于在书中他直接而具体地描写了多少重大事件或者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而在于他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一个个日常生活的故事。
佩克自己这样说过:“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对作者老是盯着大城市里的大事不放的写法很不满意。我认为，对可以闻到革命气息的现代中国，更有兴趣的是了解那些不大引人注目的，更加典型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重庆住过一段以后，我决定自己主要的追求目标应是了解那些小小村镇中所发生的一切，离开首都越远越好……”
现在来看，他的这种选择显然颇为聪明。不然，我们也就不大可能从他的书中读到那么多那么生动jīng彩的故事，而它们和他的画互为映照，为那段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细节。在我看来，细节，真实的丰富的细节，才是后人们得以感受历史、认识历史的最佳途径。
下面选录的几段文字，颇能表现佩克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中国社会的熟稔程度，有的配以插图，更显其jīng彩。
其一：
一天早上，当我在柳州一座山旁跑警报，和来自jì院区的几个女郎一起，坐在河边时颇听到了一些男人们有关两性关系的对话。一个穿西装的肥硕的绅士手持香蕉叶子权当阳伞，讲了一个有关活佛喇嘛的故事。这位喇嘛是自幼被家人送进寺院的，他毕生过着符合喇嘛信条的清净生活，赢得了虔诚苦修的声誉。临终，他的弟子们问他有何遗愿。他答称:
“有，我想看一眼luǒ体的女人。”
弟子们去镇里找来个肯脱光衣服的女郎。当她赤身站在喇嘛chuáng前时，他从枕头上抬起了头，老眼放出光芒，然后，往后一仰身，无jīng打采地埋怨说:
“她只不过和尼姑完全一样罢了!”
哈，哈，哈!(中译本47页)
其二:
在我到达公共汽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被拽下来换上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尽管半小时已过，可街上依然拥塞着车辆;人们依然那么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妇们边聊天边从市场往家走。这一位手拿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的是猪耳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的满是大蒜。大批佩戴证章的小职员夹着公事包，头上是那已戴过了最寒冷的冬季的防日盔，各自奔赴自己的办公室。大官儿们挺着肚皮，躺在滑竿上，活像一口被绑着抬往屠场，吼叫着的四川猪。(中译本72页)
其三：
(中条山战役过后在洛阳)这儿还有四五家出色的澡堂。其中，有手艺高超的捏脚、捶背等各种给客人按摩的方式，使沐浴成了一种享受。他们用一块毛巾垫在顾客们的脚指头上，给脚气病患者在痒处揉捏。他们gān得那么妙，据说有些好享乐的人为图此一快，竟故意染上了脚气病。在城角出现了草棚茶馆。其中有各种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应有尽有。那大鼓的唱法声调高亢动听，是从山东河北来的。唱坠子的演出场子最多，音调也很激动人心。那是用真假嗓音换唱出来的长长的韵诗。有的茶馆还有个小小的管弦乐队。他们演奏的民间乐曲，生动活泼，所用乐器是笙、管、笛、箫、大小胡琴，一应俱全，颇有点美国迪克西地区的派头。(中译本262页)
其四：
傍晚，我走进一家澡堂。这时我学会了一支小曲，可作为我搜集的民谣之一，那第一段是：
老太太请坐听我唱，
你家有个好姑娘。
姑娘长相挺好看，
就是块头有点胖。
吃口包子想姑娘，
姑娘包子一个样。(中译本269页)
佩克的眼睛很特别，他看到历史在细节中生动地跳跃着。
1937-1943年第43节 佩克的中国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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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访问美国时，我来到彼得位于波士顿家中小住数日。我们的话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佩克。彼得关于父亲的记忆，是和佩克连在一起的。客厅墙上，悬挂着两幅肖像，它们便是佩克193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创作的。后来佩克将它们送给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又将它们送给了彼得。
彼得珍爱它们，每日与它们相对。
在出版彼得专著的中译本时，彼得为我提供过几张佩克在中国的照片。一张上面，佩克和克里斯托弗酒后钻桌子;另一张上面，1948年夏天佩克在北平庭院里光着膀子写作。他所写的就是《时代的两种类型》。
墙上的肖像，相册里的老照片，还有父亲留下的日记本、剪报、车票，一切与父辈们有关的物件，彼得都细心收藏着。后辈们在上面阅读着父辈们的中国记忆，它们也不断地诱发着后辈们关于中国的想象。难怪写小说的彼得，会对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情有独钟，愿意费多年之力撰写一本书，把父亲，佩克，一个个在中国生活过、工作过的美国记者的故事，一一描述出来。
历史常常这样延续着。
1943-1949年第44节 延安的天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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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年初的一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来了一群外国记者，他们集体采访了留守这里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那个为他们熟知的领导人周恩来，目前在延安参加那里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
这几位记者中有美国《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代表美联社和《曼彻斯特导报》的斯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代表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
董必武鼓励这些外国记者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
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根本性的争论，因为我们同样赞成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三民主义要求中国各政党都能促进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立宪的政府，诚心诚意努力改善人民生活。自1937年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违反三民主义的。如果你们到当地去调查，你们就可以亲眼看到。”
几位记者分别撰写了有关这次采访的报道。但是，所有的稿子都被国民党中宣部的新闻检察官扣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