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自称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中国发生的革命不能不吸引他的注意。他写道，当时北方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认为这些游行示威者，是“由自认为是革命者的幼稚的学生组织起来的无知的工人”，但他觉得这是站在英国人立场上的看法。他这样认为：“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枪击感到bào怒是自然的;但是，从我在中国度过的童年和经商的经历中，我想自己的基本立场是:他们政治上不胜任，只是冲来冲去大叫大嚷他们不懂的东西。”
不同的外国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自然会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他们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五卅运动在改变着中国历史。
戴维斯看到了因五卅惨案而被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结合。他写道:
qiáng有力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在上海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总共约二百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在煽动郁积心底的仇外的怒火。“五卅”变成了一个口号，遇难者都成了烈士。一次总罢工使上海陷于瘫痪。英国企业在全国受到抵制，全国各大城市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英国人统治下的根据地香港有好几个月一切活动陷于停顿。
民族主义就这样以最具感染力的形式——反对帝国主义——给五卅运动以动力。主要是学生和工人推动运动发展，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结合，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出现了产业无产阶级。此外，产业工人在整个社会等级中可能处于比传统的苦力较高的地位，而在羽毛未丰的知识分子和劳工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
现场群众“呆若木jī”，却不妨碍这一事件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民族主义一旦与革命相结合，就必然产生不可限量的力量。戴维斯后来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十七岁时的他所目睹的那个场面。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正热切企盼欧洲、亚洲一些国家也发生革命，从而形成世界革命的局面，于是，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些俄国人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莫斯科及其中国的追随者对五卅运动额手相庆，教义得到了出乎预想的实践。新生的无产阶级起来了，尽管还只是短暂的、力量还不够qiáng大的、并且是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很大帮助下起来的。”
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可以从中共党史中找到有力证明。在写到五卅运动的意义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便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还只有党员九百九十四人，同年十月即增加到三千人，年底更达到一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十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
一个美国青年无意中目击到的街头场面，就这样改变着中国的命运。
不过，此时，戴维斯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并无参与的意识，远没有达到他后来倾心关注中国的程度。他作为美国使馆官员和史迪威的部下，直接介入中国事务，则是后来的事情。而在他之后来到中国的另外一些美国人，如斯诺、海伦夫妇，如史沫特莱，才真正成了中国革命中的一员。
1927年第11节 上海这一夜(1)
1
上海。
在二十世纪改变历史命运的诸多夜晚中，1927年4月11日午夜到12日凌晨的这个夜晚，最让世人瞠目结舌。
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一夜之间成为刀枪相见的敌人。轰轰烈烈气势恢弘的街头革命，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还没来得及尽兴欢呼，转眼就被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尽管在此之前，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与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主的武汉革命政府之间的矛盾早已公开，所谓“宁汉失和”不再是秘密;尽管因南京出现的骚乱而引起外国列qiáng势力纷纷介入gān涉，上海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而使事件日趋国际化;尽管一两个星期以来，各地已相继发生冲突、对峙、枪杀的事件，局势越来越复杂;但是，谁能料到，蒋介石会采取这种冷酷而决断的方式来最后解决冲突，进而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谁能料到，本来旌旗飞扬标语满天的北伐战争，还未打过长江，就突然出现这样的结局?
对于这个夜晚的到来，远在汉口的革命政府的官员们和远在湘鄂农村揪斗土豪劣绅的人们，肯定没有身在上海的外国人，更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2
恐慌由南京袭来。
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发生了士兵冲击和抢劫英、美、日等国领事馆并打死数名外国人的事件，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英国的军舰随即pào轰南京，造成中国公民的严重伤亡。南京发生的一切，对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说是一种警告，也引起了一阵恐慌。能否保证外国人的安全，能否保证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不受到威胁，成为当务之急。
“南京事件”过后第二天晚上，美国领事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时任上海著名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的约翰·鲍威尔，与当时正在上海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赫德森一同前往参加。后来，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描叙了当时记者招待会的情景。
一位经历过“南京事件”的美国传教士在记者招待会上告诉鲍威尔，在“南京事件”中，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威廉斯博士被打死;一所教会的美国女秘书，因为拒不jiāo出保险箱钥匙被杀;英国领事遭到枪击受伤，等等。由于这些事情报上已有所报道,并未引起记者们的关注。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接下来报告人所讲的外国妇女被中国士兵qiángjian的案件。鲍威尔回忆说:
只是当报告人极度激动地叙述有几位外国妇女，被狂bào的士兵qiángjian的经历时，才激起了记者们的追究兴趣。传教士所说的事情，立即由领事馆职员打印出材料，分发给各位记者参考。就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赫德森教授建议我问一下报告人，他个人是否掌握了qiángjian案的第一手材料。这位传教士更加激动地回答说，他没有第一手的材料，但那是他信得过的人告诉他的。于是，大家激烈地争论起事情的真伪。赫德森教授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曾参加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战争期间军人犯罪行为，其中涉及qiángjian案的并不多，只有极少的几件宣告成立。
结果，大部分记者在报道这些qiángjian案时，都说明这只是道听途说，确否尚待查证。虽然如此，这些所谓的qiángjian案仍然传播开来，一些报纸甚至添油加醋予以登载，那些主张外国军事gān涉的反动分子，当然最为起劲地活动了一番。
从鲍威尔的回忆可以看出，他本人，包括那位法学教授，对是否发生过qiángjian外国妇女的案件，是持怀疑态度的。几个星期后，鲍威尔收到一封来自南京的信。写信人是一位美国女医生，南京事件发生时，她正在南京。她在信中所说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鲍威尔的怀疑。
她当时就对qiángjian案作过特别调查，能够确认的仅有一件，而且属于“未遂”。她说，当时有三个士兵进入一幢美国人住宅，发现屋内只有一位美国妇女，于是把她拖到楼上，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们好像突然害怕了，竟不等施bào就慌忙逃走了。这也是我在华二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所仅知的一件“qiángjian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