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刘师培这样学有渊源而又聪明绝顶，连“降表”都能写得眉飞色舞的大才子，同一件事，说正说反易如反掌，而且都能“自圆其说”。文章写得太容易了，随意挥洒才情的结果,“立说”成了纯粹的“技巧”，不再关涉“心智”与“良知”。读单篇文章，你会觉得有道理，起码也是自成一家之言。可把众多文章放在一起，你会因其立说歧异而眼花缭乱。不要说时间略有参差，即便同一时期，也都是自家文章里便已“众声喧哗”。不是作者思路不清，而是面对不同对象“应机说法”，而且“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因此，众多掷地有声的豪言、隽语搁在一起，原先小小的裂缝，也都变得无法弥合。
才思枯竭者一旦投机取巧，很容易因捉襟见肘而备受指责。才学丰厚者则不一样，说圆说扁都有学理依据，除非你做“诛心之论”，否则只能承认各有宗旨。举个例，1907年，正热衷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撰写了《人类均力说》，称实现“均力主义”的社会，年逾二十者统一排工：二十一岁筑路，二十二岁开矿伐木，二十三至二十六岁筑室，二十七至三十岁制造铁器、陶器及杂物，三十一岁至三十六岁纺织及制衣，三十七至四十岁蒸饪，四十一至四十五岁运输货物，四十六至五十岁为工技师及医师。五十岁后呢?一律从事教育工作。不必追问三十制陶、四十蒸饪、五十任教的理由，乌托邦的魅力，并不因具体设计的不合理而该被肆意嘲笑。我不满意的是，刘师培在设计理想社会的同时，还要卖弄其熟读经书的长处：至于有妨学业，则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而伊尹躬耕，傅说版筑，均学为王佐，非工事无妨学业之证乎?[35]“古之学者耕且养”，这没错;可以此论证学术不必专门钻研，这像四代传经、家学渊源的人说的吗?
刘师培论学，历来祖述戴东原，在很多诗文里表示过无比景仰之心。1905年的《读书随笔·孔门论学之旨》称：若夫汉儒说经，稽古二字，释以三万言，则博而不约(近世经学家亦蹈此失);陆王末流，自矜顿悟，束书不观，则约而不博。博而且约，其唯朱紫阳、戴东原乎?[36]同年，刘还撰写了《东原学案序》和包括戴震在内的《六儒颂》;1906年，意犹未尽的刘师培，又有《戴震传》问世;1907年发表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等文，随处可见对于东原学问的高度赞赏。同年10月间出版的《天义报》第八、九、十卷合册上，申叔发表《非六子论》，转而清算“顾huáng王颜江戴”等“近世巨儒”：昔读其书，辄心仪其说，以为救民以言，莫六子若。由今观之，则乱政败俗蠹民，亦莫若六子。[37]为什么一夜之间，戴震等原本有大功于世的“巨儒”，一滑而为“乱政败俗蠹民”的罪人，理由很简单，申叔已经改信无政府主义，故：凡旧说之涉及人治者，稍加采择，无一不足以殃民。而近世学士所jiāo称者，则为六子之书，故明著其弊，以醒群迷，使无识之流，不得托前人之说之(以)自饰。即他说之近于六子者，亦可援此证彼，以阐其非。[38]这是典型的刘氏笔法，尽弃前学与投诚新说，二者相得益彰。由顶礼膜拜到肆意讥讽，只是一念之差。日后还会把话说回来，可眼下只好拿“前学”当垫脚石了——以大批判开路，表明改换门庭确实出于真心。
尹炎武在批评刘师培“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时，称其:“时乃尽弃所学，以诡随流俗，以致晚节末路，不能自脱，伤哉!”[39]这话大致在理，可必须略作修正：刘君之不时“尽弃所学”，不是追随流俗，而是希望走在时代前面。上升下降、左冲右突、南转北向，刘君的变化速度极快，不只一步到位，而且有所发挥，真的是“矫枉过正”。过于追求戏剧性效果，这与其说是现代政治家的思路，不如说更像是chūn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可惜，晚清虽也是社会大转折时代，毕竟不同于处士横议、立谈可取卿相的先秦。不断地“脑筋急转弯”，一步错，步步错，真不知错过了多少好时光。
在我看来，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局面，与申叔先生过于迷信“激烈”的效用有关。清末民初，乃风云激dàng的时代，志士之“激烈”，其实是常态。若章太炎，其激烈的程度，比刘师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章太炎从民族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文化保守主义，每一步也都走得很彻底，可时人及后人对于章的“激烈”与“转弯”并不反感，就因为确信所有这些，均出自章的独立思考。凝视这些时高时低、忽左忽右的蹒跚脚步，也令人肃然起敬。当然，这与章太炎始终坚守民间立场，不以“激烈”取“功名”有关。
严格说来，真正的“激烈”，只适合于永远的反对派，就像章太炎之守护jīng神，盯住信仰之火，只管“信念伦理”，而不问能否实现。既想表现“激烈”的姿态，又觊觎官府特供的功名利禄，可就麻烦了。知行完全合一很难，但也不能弄成自家缺什么，便故意提倡什么。一边跟清廷眉来眼去，一边大谈无政府主义，总让人对学者的尊严与诚意产生怀疑。
力求激烈的思维方式，加上出人头地的欲望和博取功名利禄的渴求，三者搅和在一起，难免一再摔跤。刘师培的大起大落以及连续急转弯，缘于其将“激烈”当作手段。为激烈而激烈者，一旦时局变迁，再不可能从“激烈”得到好处时，很容易变得比此前的左派还左、右派还右。看多了袖子一甩，又成了另一副模样的“变脸”，反而怀念起“顽固派”之不肯见风使舵。执著于自己的理想，不屑于为了追求效果而“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的议论”，那样的学人，不管主张革命还是提倡改良，都值得信赖——至于同不同意其观点，则是另一回事。
1999年1月21日于京北西三旗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6)
附记
很早就开始注意刘师培了，不只是因申叔先生与北大有特殊因缘，更因其生命历程体现了近代中国学人的追求与陷阱。可限于学力与资料，一直不敢动笔。50年代以后，刘氏的著作极少重印，除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再就是《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收入其《古书疑义举例补》。大约十年前，我盯上了琉璃厂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里那套1936年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没能得手的原因，主要是“水涨船高”：个人经济能力的提高，一直没能赶上古书涨价的速度。听说扬州大学早有整理出版刘师培文集的计划，不知何故，至今尚未问世。近年，终于陆续收有《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等书，总算可以做点研究了。可开笔极不顺利，几次废书长叹：如此才学，如此见识，落得如此下场，需要师友再三为其失节辩解，实在令人难堪。记得刘君流寓四川时有《书扬雄传后》诗云:“雄志本淡泊，何至工献谀”;“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我既没宋儒那么严苛，也没申叔先生这般通脱，唯一可以比附的是结尾四句:“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今则亡，吊古空踌躇。”(《刘申叔遗书》19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