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秦朝，秦国又有一个类似于又不同于西周的开端。秦国也是地处西部，因此它拥有西北千里游牧区和秦川汉中巴蜀农耕区的半牧半农的经济基础，和在此民族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半láng半羊杂jiāo的国民性格。qiáng悍性格产生qiáng烈要求改革变法的qiáng大动力和愿望，秦国商鞅变法首先成功，而以农耕为主的和信奉周礼的六国，却因为长期的农耕生活国民性格日益软化。秦国很快便对六国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到秦始皇时代便横扫六国，统一华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始皇开拓猛进的láng性性格，以今非古，焚书坑儒，qiáng行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又筑长城，修驰道，建骑兵，击匈奴。敢作敢为，大气磅礴，首创了一个qiáng悍向上的崭新时代。需要说明的是，这“书、车、行”的三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统一的基础。中国第一个的“大一统”并不是由儒家帝王建立的，而恰恰是由焚书坑儒的láng性秦始皇建立的。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王朝得以建立，也表明此时华夏民族的国民性格已经开始显露农耕化软弱的迹象。
然而，由于秦国立国的基地是在戎狄游牧区。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灭掉12个戎国，开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采用西戎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司马光说秦“以贪láng为俗”，可见秦国受西戎的láng性格和láng图腾的影响极深。秦国当时已经是西部大国，秦襄公还曾被周平王封过诸侯。但是，华夏其他诸侯却认为秦是西戎野蛮国，根本不承认它是华夏诸侯国，还不让秦国参加华夏诸侯盟会。秦国国内游牧民族的成份确实更重，因此，秦国国民性格的láng性过qiáng，在这块láng性土壤中诞生的秦始皇就很容易成为一个láng性bào君。结果，bào行激起反抗，潜伏在六国民间的láng性好汉揭竿而起，开始软弱的华夏民族又被激发出qiáng悍jīng神，起义遍布全国，秦王朝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láng性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láng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
秦国到秦朝这段历史，是草原民族对华夏民族又一次láng性血液的输血，大大地冲淡了千年来从农耕生活中涌进民族血管的羊血，使刚刚又要羊化和孱弱的华夏民族性格，再一次刚qiáng起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西汉时期，“汉承秦制”，西汉又承袭秦朝láng血，汉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个秦始皇，史家称汉武帝“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凶悍好战，举全国之兵力财力，连年征伐，毫不妥协，不灭匈奴誓不罢休。当时的汉朝，主战派占绝对优势，“锐勇轻死之士充满朝廷”，大有古羌族“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的民族性格。汉武帝还大胆起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充满láng性豪情的将领，以骑兵攻骑兵，以骑she对骑she，凶猛果敢，长途奔袭，深入草原，血战匈奴数十年，打得匈奴元气大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甚至还把作为防御性工程的长城，也变成对草原经济封锁的进攻性武器，严禁铁器武器药材出关，斩杀大批违禁商人。
当时华夏农耕厚土上生长出来的儒家，也终于长成大树，进入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汉武帝在认识水平上高于秦始皇，他懂得儒家的作用。因此，西汉时期，láng羊结合，霸道王道杂之，láng血羊血大体平衡。西汉时期，汉民族终于在性格上从秦朝的“野蛮láng”发展到汉朝的“文明láng”，达到古代“文明láng”的最佳性格水平，与同时代的西方qiáng悍的古罗马民族性格大致相当，国家qiáng盛的程度也差距不远。当时整个汉民族充满了勇猛顽qiáng，开疆拓土，消灭qiáng敌的壮志豪情。那时的西汉国运昌盛，国富民qiáng;文史哲经，艺术科技，高度繁荣;并第一次征服西北和西域，扩大华夏的游牧国土，切断了匈奴的财政来源，消灭了匈奴的主力，造就了一个长达400年的辉煌朝代。大汉帝国是华夏汉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遗憾的是，在以后的朝代，纯粹汉民族的民族性格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和水平，此后，靠汉族独木便难以支撑华夏文明大厦了。
随着汉朝屯垦戍边政策的实行，农耕对草原的扩张，和对草原民族的一次次沉重军事打击和压迫，以及晋朝残酷的“徙戎政策”，即用武力驱逐异族出境，激起游牧民族的qiáng烈反抗。草原民族终于又积累起巨大的报复力量。到晋末，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草原民族先后冲进中原，又先后建立16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农业大发展，华夏的农业已取得优势，整个汉族已成为标准的农耕民族。民族性格羊性化，畏战怕死，不堪一击。“五胡”便像láng冲羊群一样，将整个中原变成“草原láng”的天下，时间长达120多年。在此期间，中原大地láng性太盛。因而，群láng混战，血腥残bào，尸骨遍野，人口锐减。但这次巨大灾难的内因，仍在于农耕文明的本身，温柔敦厚的农耕民族缺乏qiáng悍的国民性格来抵御外来侵略。
建国于公元386年的北魏，是一个láng羊性格结合比较好的时代，我对北魏非常感兴趣。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和后来的蒙古族都属于东胡，两民族的语言有共同的祖源。鲜卑族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麓的鲜卑山。蒙古史权威、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说：“据近代学者研究，鲜卑为蒙古族。”
早在东汉和帝时，汉大将窦宪击败匈奴，鲜卑乘虚占领匈奴旧地，十多万户匈奴人自号鲜卑，加入鲜卑族，同时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带入鲜卑族，因此，鲜卑族又是东胡与匈奴的融合民族。鲜卑拓跋部极为凶悍，但是鲜卑的文化极其落后，连文字也没有。然而，他们有蒙古草原láng一样凶猛的性格和智慧的头脑，具有超凡的军事才能，是五胡中最卓绝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简直就像头神láng王，神武异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依靠凶猛的鲜卑骑兵，扫平群láng，统一了北部中国。在中国历史西周以后，开创了第一个由草原民族建立的qiáng悍有作为的朝代。
更有意思的是，鲜卑拓跋像蒙古草原láng一样爱动脑子极善学习，他们对汉文化极为痴迷，又一次表现出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民族性格。在冯太后和孝文帝时期，大力倡导全民族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通婚，几乎达到全盘汉化的程度。后来百万鲜卑迁都洛阳以后，完全使用汉语汉服汉制度，甚至将鲜卑姓改为汉性，例如将皇族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让南朝汉人来使，一时分不清是到了胡国还是到了汉国。
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是有深刻的种族根源的：一是，汉文化中有至高无上的天崇拜，也就是腾格里崇拜，而汉文化中的天崇拜本来就是来源于草原民族的腾格里崇拜，是炎huáng先祖从草原带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最高崇拜与汉族天崇拜文化不仅不冲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亲缘关系而情感亲近，容易接受。后来蒙古本土的蒙古族和华夏的汉族最终没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都接受佛教，也是与蒙古族和汉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关系;二是，汉文化儒学中也具有早期儒学遗留下来的qiáng悍进取的游牧jīng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qiáng不息。”“富贵不能yí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qiáng健不屈的jīng神也颇合草原民族性格和láng图腾jīng神;三是，儒家全力维护“天子”，也就是“腾格里之子”的皇权。总之，汉文化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来到农耕地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因此，当后来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农耕大地之后，就不必在文化上从头开始，只要把游牧先辈和后辈的文化成果拿来即可。当然，后来鲜卑、蒙古族和满族都看到了汉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汉文化时做了不小的取舍，并增添了许多游牧文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