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又说：从草原回城后，咱俩各忙各的，你苦gān了那么多年，这次也该把你研究的东西好好跟我讲讲了吧。
陈阵说：这些年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立场，可以重新认识华夏的农耕文化和华夏民族的国民性，可以重新认识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这样也就可以基本弄清“中国病”的病根。“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的范畴。
杨克说：咱们那段经历，还有草原游牧jīng神，真值得好好挖掘。
陈阵马上进入主题，他加重了语气说道：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于农耕和农耕性格。过去知识界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病的病根是在这里，但是就是批判得不深不透，还遭遇qiáng烈的抵抗和反批判。我认为，这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思想斗争，之所以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不仅是因为中国农耕性格的势力太深厚，还因为批判阵营没有找到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中国农耕意识的深厚传统的批判，零敲碎打不行，必须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分析、批判和清算，最关键的是必须使用比农耕历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战斗力的游牧jīng神武器。
我所说的游牧jīng神，是一种大游牧jīng神，不仅包括草原游牧jīng神，包括海洋“游牧”jīng神，而且还包括太空“游牧”jīng神。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从古至今不停奋进，并仍在现代世界高歌猛进的开拓进取jīng神。在历史上，这种大游牧jīng神不仅摧毁了野蛮的罗马奴隶制度和中世纪黑暗专制的封建制度，开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和“牧场”，而且在当前还正在向宇宙奋勇进取，去开拓更巨大更富饶的“太空牧场”，为人类争取更辽阔的生存空间，而这种游牧jīng神是以qiáng悍的游牧性格、特别是láng性格为基础的。草原的“飞láng”最终还是要飞向腾格里、飞向太空的啊。
杨克赞道：开篇不错。一下子就点到我最感兴趣的兴奋点上。
陈阵从挎包里掏出文件夹，里面是电脑打印稿。他清了清嗓子说：我的讲座比较长，我没有带书稿，只带了一份提纲和一些卡片。这回和你一起来草原，我也想跟你讲讲，再听听你的意见。今天我只能简要地讲，还希望你参与和补充。
杨克说：那没问题。
陈阵平稳地说：我觉得，华夏农耕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这种文明内部没有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杨克点头道：可是游牧文明恰恰相反，游牧生活内部的生存竞争太残酷，也太普遍。农耕社会哪有草原这样不间断的激烈生存竞争。严师出高徒，严酷的竞争出qiáng悍的láng群、战马和民族。两种生存环境一对比，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就对比出来了。真有láng羊之别啊。难怪草原民族一直把自己比作láng，把农耕民族比作羊。那几年兰木扎布就不叫我杨克，他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奥”，管我叫“羊羔”。可我就是摔不过他，gān没辙。那年集体劳动，人特多。休息的时候，兰木扎布真跟láng摔羊羔似的，一口气把我摔了六七个跟头，那些漂亮的蒙古丫头看得都冲他笑。兰木扎布还指着萨仁其其格说，额仑最漂亮的小母láng哪能嫁给羊羔呢，她要是忍不住把你给吃了，咋办?一圈人都笑了，连我也笑了，笑得苦胆汁都倒流到嘴里面。这次喝酒他又提起这件事。
陈阵苦笑道：那时候咱们还真是不行，到草原已经摔打了几年都摘不掉“羊”的帽子，那么亿万汉民族呢?刚到草原的时候，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牧民总是说蒙古人是láng，汉人是羊。这对我当时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冲击不小，可能正是因为这种jīng神冲击，才促使我下狠心去研究láng和羊，研究两个民族的jīng神和性格的……
吉普路过当年毕利格老人指挥打围的猎场。杨克感慨道：那次打围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咱俩总算亲眼见到过草原骑兵的骁勇善战。那还是一场普通的打围呢。咱们中学时下乡劳动也参加过农民的打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陈阵问道：你考虑过没有，为什么周秦汉唐时期华夏中原民族也曾把犬戎、山戎、匈奴和突厥打得落花流水?到汉唐时期打了几百年的恶仗，还灭掉或驱逐了qiáng大的北匈奴和西突厥。那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期。在文化上也是高峰林立，群星灿烂，为什么那段时期的华夏民族就那么厉害?具有气吞山河的阳刚雄健进取的民族性格?
杨克不假思索地说：我想那时候华夏族正处在上升阶段。上升阶段总是冲劲十足。
陈阵说：我认为，因为那个时期华夏民族的血管里“láng血”成份很浓，“羊血”倒不太多。人类脱胎于野shòu，远古时期人类的shòu性láng性极qiáng，这是人类在几十万年残酷竞争中赖以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没有这种凶猛的性格，人类早就被凶残的自然环境和shòu群淘汰了。但是shòu性láng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危害也极大，如果一个国家里的人群全像láng群一样，这个国家的人群就会在互相厮杀中同归于尽、彻底毁灭。人类的文明就是在不断抑制和驾驭人类自身的shòu性和láng性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圣贤、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思考的根本问题之一。但是，如果完全或大部消灭了人性中的shòu性和láng性，甚至用温和的羊性和家畜性来替代它，那么，人类就又会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被残酷的竞争所淘汰，人类的文明也无从谈起。
因此，没有人类的半野蛮，就没有人类持续灿烂，不断跃进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条保留人性半野蛮的文明发展道路，而华夏民族力图走一条人性“无野蛮”的农耕式文明发展道路。形象地说，西方走的是一条“文明láng”的道路，而华夏走的是一条“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顺利地从“古代野蛮láng”走到“古代文明láng”，再一直走到“现代文明láng”，现在正朝着未来真正大写的“文明人”演进。而咱们落下了不知道多少个阶段，而且还是南辕北撤。
华夏先圣，怀着善良朴素的愿望，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力图实现克己复礼，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为只要铲除人性中的láng性就能逐步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淳淳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温柔敦厚”，儒家教义具有鲜明崇羊灭láng的农耕性质。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chuī“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shòu性láng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羊性几乎成了华夏的国民性。这条道路走得太极端，后来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凶悍的草原láng群，其结果，二十四史早已记录得血流成河。再后来，世界变小，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láng”，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