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镜子_季羡林【完结】(35)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第56节:回到祖国(9)

  总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闹剧,而且埋下了极其危险的祸根。十几年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与此不无关系。

  批判《早chūn二月》是在西四西大街一所大院子里开始的。记得这是当时电影局(或另外别的名称)所在之地。把一批文化界的人士邀请了去,先让大家看电影,然后座谈,并没有什么人告诉你葫芦里卖的或者想卖什么药,只是让你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我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和欣赏水平都奇低--也许并不低,因为过了几十年后,还是给《早chūn二月》平反了--我认为这部片子非常好,画面美丽,人情味极浓。如果我发言的话,我一定会大大地赞美一番的。可惜,或者幸而,我临时有事,提前离开会场,没有发言。过了不久,有人告诉我,在那一天发言赞美者都必须"主动"写文章,批判自己的发言,因为这一部电影被定为"坏片子",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我这一次幸逃劫难,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

  批判之风一起,便决不会仅仅限于《武训传》,跟着来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当其冲的竟是俞平伯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自己虽亲自参加了这一场声势也颇为浩大的批判。但是,我对幕后的活动并不清楚,估计也有安排,什么人发动,然后分派任务,各守一方,各司其职。最后达到了批倒批臭的目的,让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批判一经开始,便不会自动停下,它会像瓜蔓一样,四出蔓延。大概是因为胡适也研究过《红楼梦》,于是首先就蔓延到胡适身上。尽管他当时并不在大陆,而是在台湾或者美国。搞一个缺席批判,也无不可。许多学人一哄而起,对胡适的方方面面都批判到了。因为他本人不在现场,人们批判起来,更用不着有什么顾忌。用的方法同以前一样,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刀笔罗织,无限上纲。大家共同努力,演了一出杀jī给猴看的闹剧。这场批判后来又扩散开来,牵涉到了许多有影响有造诣的著名学者,但并没有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达到被批判的水平并不容易,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者,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

  我的学术研究

  我在上面讲到了批判和开会,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联,于是无日不开会矣。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chūn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

  我工作的单位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可哪里有时间来进行学术研究呢?我在下面把我的学术研究的"成绩"逐年写一下。

  一九五零年

  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

  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2?《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

  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一个零。

  一九五一年

  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马克思《论印度》出版。

  1?《〈新时代亚洲小丛书〉序》

  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3?《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

  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5?《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

  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

  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

  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

  一九五二年

  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

  一九五三年

  这一年写了两篇文章。

  1?《学习〈实践论〉心得》

  2?《纪念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著成一百周年》

  一九五四年

  这一年写了三篇文章。

  1?《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第57节:回到祖国(10)

  这是颇费了一些力量才写成的一篇论文,其来源应该追溯到前面"出路的表现"一节中去。在那里,我讲到了回国以后,旧业无法进行,只好另寻出路,出路之一就是从事中印文化jiāo流史的研究。而且我还想纠正"一头子买卖"(one-way

  traffic)的说法,所以努力寻找中国对印度的影响。

  纸和造纸术是中国发明的,连最有偏见的外国学者也不敢有异辞。在印度,文字的发明创造远较中国为晚。有了文字以后,文字是刻在铜板或铁板上,但最常用的是一种树叶,中国称之为"贝叶","贝"是"贝多罗"(pattra)的缩写,这个字本身就有"树叶子"的意思。

  我从纸在古代西北一带传播的情况讲起,一方面根据中国古代文献,一方面参考考古发掘的结果,而以后者为主,因为考古发掘出来的纸是最过硬的证据。我讲到敦煌和甘肃西部,讲到新疆的楼兰、吐鲁番、高昌、焉耆、库车、巴楚、叶尔羌、和阗等地,在这些地方都发掘出来了质地不尽相同的纸。然后又越出了国境,讲到中国纸传入波斯(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情况。最后讲到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的情况。在这些叙述和论证中,我既使用了古代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的资料,也使用了我最喜欢使用的语言资料。如果说我的学术研究有什么特点的话,利用语言资料或者可以说是特点之一。唐代的《梵语千字文》、《梵唐消息》、《梵语杂名》等书中都有表示"纸"这件东西的梵文字。最值得注意的是《梵唐消息》中saya(这是拉丁字母转写)这个字,这很可能就是汉文"纸"字的音译。

  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纸至迟到了唐代已经传入印度。造纸法的传入,由于材料缺乏,不敢肯定。传入的道路是陆路,也就是广义的丝绸之路。

  2?《中印文化jiāo流》

  3?《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后两篇都不是什么学术论文。

  一九五五年

  这一年,我写了四篇文章。汉译《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出版。

  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谚解〉序》

  2?《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jiāo流中的作用》

  我先讲了讲吐火罗语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经过,利用的都是旧资料。我归纳了一下,系统化了一下,对读者不无用处。在最后一段,我针对一个问题举了两个例子。这个问题是:佛教初入中国时,最早翻译的佛典几乎很少是用梵文写成的,而是经过中亚的某一种"胡"语,其中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以吐火罗语为最多。因此,最早的汉文译名,若以梵文为标准去对比,往往不得其解;若以吐火罗语为标准,困难则迎刃而解,"佛"字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过去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évi)已经举出过几个例子,但范围还过于狭隘。我在这方面下过一些工夫,做过一些笔记。在这一篇论文中,我举出了两个:一个是"恒河",一个是"须弥山"。这两个词都不是直接来自梵语,而是经过了吐火罗语的媒介。我本来还能够举出更多的例子的,但因为想尽快结束,所以就草草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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