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行润身_季羡林【完结】(75)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这意见提得有理。但是,中国古代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土壤和气候条件一变,则其种亦必随之而变。在中国,除了土壤和气候条件以外,还有思想条件。西洋的博士到了中国,就是由于这个思想条件而变了味的。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中国封建阶段的历史最长。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上进之途只有一条,就是科举制度。这真是千军万马,独木小桥。从考秀才起,有的人历尽八十一难,还未必能从秀才而举人,从举人而进士,从进士而殿试点状元等等,最有幸运的人才能进入翰林院,往往已达垂暮之年,老夫耄矣。一生志愿满足矣,一个士子的一生可以画句号矣。

  自从清末废科举以后,秀才、举人、进士之名已佚,而思想中的形象犹在。一推行西洋的教育制度,出现了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等等级别,于是就有人来作新旧对比:中学毕业等于秀才,大学毕业等于举人,研究生毕业等于进士,点了翰林等于院士。这两项都隐含着“博士”这一顶桂冠的影子。顺理成章,天衣无缝,新旧相当,如影随形。于是对比者心安理得,胸无凝滞了。如果让我打一个比方的话,我只能拿今天的素斋一定要烹调成jī鱼鸭肉的形状来相比。隐含在背后的心理状态,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君不见在今天的大学中,博士热已经颇为普遍,有的副教授,甚至有的教授,都急起直追,申报在职博士生。是否有向原来是自己的学生而今顿成博导的教授名下申请做博士生的例子,我不敢乱说。反正向比自己晚一辈的顿成博导的教授申请的则是有的,甚至还听说有位教授申请做博士生后自己却被批准为博导。万没有自己做自己的博士生的道理,不知这位教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从前读前代笔记,说清代有一个人,自己的儿子已经成为大学士,当上了会试主考官。他因此不能再参加进士会试,大骂自己的儿子:“这畜生让我戴假乌纱帽!”难道这位教授也会大发牢骚:“批准我为博导让我戴假乌纱帽吗?”‘

  中国眼前这种情况实为老外所难解,即如“老内”如不佞者,最初也迷惑不解。现在,我一旦顿悟: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封建思想意识仍极浓厚。在许多人的下意识里,西方传进来的博士的背后隐约闪动着进士和翰林的影子。

  祝贺与希望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道:“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真是一语破的,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陈先生这样说,是完全有根据的。他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cháo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选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评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借末由也。”

  陈先生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他对当时中国敦煌学之所以薄弱之原因,论述具体而求实,用不着再作什么解释与论证。我只想补充一点:从敦煌藏经dòng的发现到1930年,三十年中,中国政局极端混乱,改朝换代,军阀混乱,中国学者哪里有余裕,有财力和jīng力,来“预流”呢?仅有三数人的著作能进入学术之林,已不算少。我们今天要真诚地感谢这三数位学者,他们给中国争得了荣誉。

  从1930年以后,中国政局又连续不断动dàng不安。日寇侵华,更是火上加油。好不容易盼来了“解放”;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不是改善了,而是改“恶”了。把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老的,几乎一股脑儿赶入封、资、修的队伍中,天天在你耳根边口中念念有词,搅得你三魂躁动,七魄不安,把中国从没有的,从西方天主教和耶稣教借来的“原罪”感硬移栽在你的心中。天天批修,时时斗私,哪里有余暇来研究学问。而敦煌那一些经卷都属于“四旧”范畴,是铲除的对象,而决不是研究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欲求中国学者对国际显学敦煌学作出什么贡献,岂非是南辕北辙吗?

  从1930年算起,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的老、中、青敦煌学者组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全国和全世界耳目为之一新。从那以后,我们的队伍壮大了,学术成果增多了,研究水平提高了,国内外的观感改变了。某一些过去瞧不起我们的外国学者也不敢不刮目相看。我们的学者完全能赶得上世界的新cháo流,我们“俱通识”的人越来越多,同英、法、俄等国的合作越来越多,他们邀请我们去帮助他们整理、编纂敦煌卷子。在中国,敦煌学的chūn天已经来到,我焉得不诚挚地祝贺呢?

  但是,学无止境,古有明训。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外国同行学习。一个新的世纪转瞬即至,值此万家更新之日,我们中国的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们,千万不要过早地自满,我们应当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焚膏继晷,努力工作,国内的学者们要团结互助,对国外的学者也要以诚相待。行将见寅恪先生所谓之“伤心史”一变而为“赏心史”。这就是我的希望。

  关于名牌意识

  最近到深圳去参加了诚成企业集团举办的“中国上市公司文化建设与品牌战略研讨会”,学习了很多新东西。

  所谓“品牌战略”,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争创名牌”。会议文件中引用了营销专家LarryLight的话:“未来的营销是品牌的战争……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重要多了。唯一拥有市场的途径是先拥有具市场优势的品牌。”这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我因而想到了我国前副总理薄一波的话:“名牌,是民族工业的jīng华和骄傲,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两个人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一定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我们腰包里的那几文钱实在是来之不易,想买东西,必定是左斟右酌,反复思考,期望能得到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结果。在这样情况下,倘见名牌,一定会优先录取,钱也出手得容易,心里还溢满了购物的喜悦。专就北京一地而论,真不愧是首善之区,千年古都,名牌林立,驰誉天下,什么同仁堂的国药、六必居的酱菜、月盛斋的酱牛肉、天福號的肘子、内联陞的鞋、盛锡福的帽子、全聚德的烤鸭,如此等等,难以细数。这些名牌的历史,大都超过了美国。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名牌,专靠产品质量。在二三百年的长时间内,兢兢业业,子孙相传,专意保持名牌质量,其困难程度真不下于唐僧取经。

  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名牌。有这样的先例在前,今天把创名牌提到了战略的高度,真可以说是顺乎人心,应乎cháo流睿智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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