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还是不能丢掉“快”，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GDP增长不能连续几年低于7%。如果低于7%，社会问题会显性化。
我一直是这样举例子的：中国是一辆自行车，骑着就稳，停下就倒，“骑”跟“停”的分界线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于;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与此同时，我们显然又在一个减速的过程中。减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仅仅减速，其他效益没上来，这是严重失误;如果速度适当下降，环境保护、经济转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这是对的。
我仔细研究过十七大报告，关键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后半本是民主。报告用两个章节探讨民主的问题，尤其在党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说法。
比如，在党章修改里面，“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没有了。请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党建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将来我们的领导gān部是由党委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实行“票决制”。什么意思?这都是未来有关民主的某种粗框架模式的确立。
在十七大报告里，民主改革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叫“公民的有序参与”，先党内后党外，写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媒体在传播十七大报告的过程中是失职的，只qiáng调了民生，几乎没qiáng调民主。有关民主的报道也忽略了实现路径。
报告前半部分有两大主题。一大主题是qiáng调一定要继续改革，因为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有一种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借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腾。另外一大主题也非常重要—统筹兼顾—在报告里列了十条，翻译成白话就是“走平衡木”。
什么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牺牲公平不行，牺牲效率也不行;不发展不行，发展太快不保护环境也不行;光讲究效率不照顾民生也不行，光考虑国内不考虑国际也不行……这十条qiáng调的就是寻找中间路线，把握平衡。
回头看过去五年，这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重点不就是“平衡”吗?也正因如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有些“不过瘾”。在环保人士看来，依然有很多保护不力的地方，不过瘾;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为了环保对我们限制太多，也不过瘾。
这就是这一届领导人的宿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找平衡的阶段，“统筹兼顾”的结果一定是各方都得到了一点，但也都不太满意。
“统筹兼顾”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转折。意味着我们由前三十年的物化目标，向后三十年的非物化目标转折。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一句著名广告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今天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应该改成“效率就是金钱，公平就是生命”。
中国的一个显性的转变，就是要从追求效率向公平的方向转变，但此时的中国，仍是天平两端放着效率和公平，偏废哪边都不行。改革的难题全在于此。
我们现在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的效率，因为公平的诉求太qiáng烈了;可是彻底满足公平、牺牲效率，显然又做不到。
比如高铁，时速原本是按照350公里设计的，降到300公里，就意味着效率和效益的牺牲。但是能不降吗?不能。“7·23”动车事故使得全社会对生命、对公平的诉求，达到了最高值，不牺牲效率过不去。
动车降速，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留在了2011年。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中国前行过程中的一则寓言，是改革这趟列车发生了事故，促使我们思考。它的背后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安全保障了，速度也可以再升回来。总之，要平衡。
再比如前些年，《劳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为什么?因为劳动者权益得到相当大幅度的提升的同时，社会要付出效率大幅降低的代价。过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和外国拼，一直拼的是劳动者超低的工资，和超高的工作时长—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在日本横滨的港口，一个货运公司负责人指着密密麻麻的汽车告诉我：“日本无法跟中国竞争。员工周末必须休息，所有的车都运不出去，只能停在这儿。”这句话深深地提醒了我，中国人的竞争优势变得非常具体。
欧洲很多国家，周末想买个东西都很难，商店不开门，要吃饭得去唐人街。在美国纽约也一样，采访到晚上9点还没吃饭，麦当劳都打烊了，怎么办?去唐人街。唐人街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灯火通明，从餐饮到足浴到按摩，什么都有。
我们可以认为，欧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2006年“世界杯”之前，我在德国待了一个月，在那儿亲眼见到德国人怎么gān活。一摞木头，三个人搬，其中两个人都闲着，剩下一个人操作吊车，gān了一下午还剩半摞没搬完。德国人，在欧洲还算勤奋的。而在中国，不要说农民工兄弟，让我自己gān，估计半小时也够了，而且根本用不着机械。这时候我知道欧洲问题大了。
欧洲的劣势正是我们的优势，但回到国内，我也能清清楚楚看到我们自己的劣势。
因此，《劳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相当多的人表示担心。此时的中国，依然是效率略高于公平，但我想用不了几年，公平的诉求就会超过效率的诉求。这也是第三个三十年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麻烦事儿”还有很多。除了公平，老百姓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也在快速增长。互联网进入中国，显现出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搅拌能力”。
虽然在互联网上，“白岩松”隔三差五就“被自杀”“被封杀”“被辞职”，我依然是互联网的支持者。为什么?互联网启蒙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你可以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你要习惯与刺耳的声音共处，与糟糕的评论共处，与谎言共处—真理的价值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荒谬同在。
有人说应该控制互联网上的谣言，务必谨慎，并合理合法。正如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正常细胞，谣言被消灭了，真理也就跟着消失了。
真正需要qiáng调的，是如何传播真理的声音。2011年《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目前的中国是改革和危机抢时间”，我非常认同，也曾多次援引。
社会上的群体事件，正从过去的不发达地区—贵州的“瓮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扩散到发达地区—“厦门PX项目事件”、“东莞水污染事件”。过去媒体人qiáng调更多的，是监督政府权力的运营、监督法律的运营等，但是现在，媒体也要qiáng调每个公民自我的改变。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改革的阶段性产物，也有民族性的根源，每一个人都该在其中承担责任。
十年中国：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第三个时间跨度，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