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我说那是老祖宗的事儿。过去这五六十年间反过来了，是日本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女士的衣服、发型，现代汉语里的很多词汇，“警察”“派出所”“公务员”等等，都是从日语里来的。中国“70后”“80后”的孩子是看着《铁臂阿童木》《哆啦A梦》长大的，而日本孩子顶多知道中国的孙悟空，还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所以，得脸红一下。
除了脸红之外，我们还能做点儿什么?
“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大规模地走向世界，为你获得夸张的表扬和夸张的骂提供了机会。为什么所有夸张的表扬和夸张的骂都落在你头上?他们怎么不去表扬或骂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因为你跟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关系，他躲不开你。
“中国化”似乎成了全球化的代表。在美国，在澳洲，甚至见外国人比见中国人还难。悉尼的任何一家商店都有中文非常流利的店员。你说，西方世界对你能不警觉吗?反过来，我们也要用一种更新的视角、更长远的心态去看待世界。除了为本国经济指标感到自豪，也要为人类的发展贡献更多的理念价值和务实推动。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都有。
老祖宗说“君子和而不同”，这是中国同世界和谐相处的大智慧，大根基。
我们不能再指望一夜之间的革命。那不过是一群喊着革命口号的人以革命的名义去征服了另一群人，大概不久以后就会成为下一拨被革命的对象。历史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有多少革命者能够自我更新呢?
共产党从十五大、十六大开始，也将自己的角色慢慢从“革命党”转变到“执政党”，潜台词里已经放弃了“革命”这个概念。革命党是什么概念?革命党就是率领一拨人修理另一拨人。执政党则要为所有的人，包括不喜欢你的人，提供服务。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中国：在动态平衡中解决问题
接下来谈中国。
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现在更愿意用“公民”这个词，不仅仅是天下为公，而是每个人天然就是公民—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独善其身。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你所有的事情都跟周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今天，我的腿在踢球时受了伤，在机场不得不坐轮椅。首都机场租一个轮椅很贵，那么近的路，收四百块钱。我说这近乎于抢，但你毫无办法。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飞机停在没有廊桥的地方，先下舷梯再坐摆渡车，你得等到所有乘客都走完了，才颤颤巍巍把乘务员叫过来。
“我怎么下去?”
“轮椅就在下面。”
“问题是我怎么下去?”
“我搀着您吧。”
“我要是能让您搀着走，还用叫轮椅?”
他能想到搀你下去已经不错了，他不会考虑到你的尊严。
我刚才从外面进大讲堂，入口处只有一个楼梯，我建议将来再增加一个坡道。谁说坐轮椅的人就不可能来到这里演讲或听演讲呢?小小的一个改变，折she出对人的尊重却很伟大。
我是“亚残运会”的形象大使，我一直在倡导某些用词的改变。过去我们说“残废人”，现在叫“残疾人”，不，将来要改成“残障人士”。仅仅改这个称谓还不够，还得把我们由“正常人”变成“健全人”。有时候，“平等”就体现在一点一滴的言语和行动中。
举这两个有关尊重和尊严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自身的问题要比面对世界的问题复杂得多。刚才讲世界问题，已经让大家出了一脑门子汗，轮到中国问题，八脑门子的汗都流不完。
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我看到现场有很多老人，这一代老人面临着很多挑战。可能十年前退休、二十年前退休，工资都各不相同，我估计能到场jiāo流的，可能经济状况要算好的，还有很多老人一肚子委屈。但我想说的是，你们这一代老人比我们幸福多了。我都不能想象我们这一代老了会是什么样。
那天我在节目里看到天津一位老人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女儿为了伺候他，不得不提前退休，日子过得很艰难。可是我对他首先不是同情，而是羡慕，因为他有四个孩子在身边为他养老。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们小的一代人，几乎没想过会让孩子养老，想的都是在福利院里打麻将。由打麻将变成斗地主，然后下象棋，最后一个人弄弄十字绣，如果剩下的那个是你的话。
现在，中国六十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14%(注：2015年已超过15%)，这个比例很可爱，意味着中国老龄化程度还没有发展到让人担心的地步，起码还有十年的人口红利可吃。但问题是，我们人口基数大，六十岁以上的人迅速超过2亿。
在日本，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25%，也就是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年龄超过了六十五岁。日本男人平均寿命在全世界排第二，女人平均寿命世界第一，所以在那个国家，六十岁左右的只能算是中年人。
很多人说，日本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这二十多年在经济领域被美国黑了。其实，日本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主因在于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消费能力开始减弱，国内创造能力疲软。日本首席经济学者在一场小范围对话中，首先讲到的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中国一定也会有这一天，而且正好被我们这代人赶上。
这些还仅仅是细节。从宏观上看，中国面临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就是由前三十年的“效率第一”逐步转向既关注效率、又关注公平。如何使“效率”和“公平”之间达成新的平衡?
比如，毫无疑问，富士康的代工模式使效率达到了极致。但是其接二连三的坠楼事件之所以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媒体的高度关注，是因为我们现在对效率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看重，我们开始看重公平。
“公平”二字，包含着很多信息，比如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富士康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人力成本倍增，但只是延长了悲剧发生的间隔，并未彻底根治。我想不仅富士康，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同样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跟父辈已然不同。“50后”“60后”那批务工人员，初来深圳，做好了吃一切苦的准备，他们的目标是改善家庭生活，而不是为自己，因此任何事都难忍也能忍。而且，那时城乡反差较大，城市带给他们的，除了艰辛之外，或许还有一点小小的新奇感和成就感。即使目睹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觉得天经地义。所以那时的务工人群心理上相对稳定。
到了“80后”“90后”这批年轻的务工者，他的目标不再是改变家庭的命运，而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其中大部分初中毕业，也有相当多是高中毕业，文化素养普遍高于父辈。他们也玩手机，听MP3，去网吧打游戏。这样一批人的心理诉求跟父辈是不一样的，他们更渴望公平。不公平的待遇会对他们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和刺激，继而心理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