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背后的讲坛_赵勇【完结】(7)

2019-03-10  作者|标签: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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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新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是保守的、落后的。当狄德罗等人已经试 图寻求新的戏剧表现形式时,伏尔泰却把新古典主义戏剧原理奉为创作的法 宝;当伏尔泰在政治上要求铲除陈旧的形式时,他却在文学上极力维护了那 个形式的陈旧,并且不容许任何人有犯规的行为。对莎士比亚的态度和评价 就是他用新古典主义三一律这把严格的尺子丈量之下的产物,自然,这种丈 量也就没法准确了。当伏尔泰这位天才式的人物对另一位戏剧天才作出一种 “天才”的评价时,我们失望之余又常常会感到好笑。 伏尔泰当年到达英国后,首先对英国的文学发生了兴趣。最开始接触莎 士比亚的在剧作时,他对这位戏剧天才的看法是颇为矛盾的。一方面,莎剧 中所表现出的人性深度,性格内涵的丰富,戏剧冲突的惊心动魄深深震撼了 这位法国的戏剧同行,他感叹于那种戏剧的妙不可言,他惊愕于在法国之外 还能有人把戏剧造化到这种程度。另一方面,当他回过神儿来之后,在他心 中已根深蒂固的的新古典主义原则就开始苏醒了。所以当他戴上三一律的有 色眼镜再度审视莎翁的剧作时,先是不悦,既而不满,最后简直就是勃然大 怒了。从他的 《哲学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伏尔泰的矛盾心理。 “莎士比亚引以为豪的是一种旺盛丰硕的天才:他是自然而又崇高的。 但没有一星半点好的趣味可言,或者说连一条戏剧规则都不懂。”莎士比亚 的影响是英国剧坛的灾难,尽管“在这位作家的荒谬绝伦的闹剧中有些jīng采、 高贵和可怕的场面,但是却把悲剧的名称给予了闹剧。”伏尔泰接着罗列出 莎剧中最明显的 “悖谬之处”:苔丝德蒙娜(《奥赛罗》)被窒息之后还在 说话, 《哈姆莱特》中掘墓人那一节,勃鲁托斯和凯歇斯出场的同时罗马补 鞋匠却在打哈哈 (《尤里斯·凯撒》)。不过,伏尔泰也想介绍一些莎剧中 的jīng采片断,比如他亲自翻译出了哈姆莱特那段 “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 白,但马上接着评论说:“迄今为止英国人的高明之处就在这些零零星星的 片断之中。他们的戏剧作品大多粗俗不堪,谈不上合宜、程式或者bī真,但 却在这种黯然的气氛中投出如此耀人眼目的火花,令人惊叹咋舌。”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伏尔泰由最初对莎士比亚的矛盾,犹疑让位给 了苛刻和愤慨。尤其是到1776年,当他看到国人对莎士比亚的喜欢程度已远 远超过了高乃依和拉辛,自然也远远地超过了他本人时,他认为坏的趣味已 经风靡法国。这时,他除了出言不逊,心中还带着些许懊丧。在一封信中, 他坦白地说: “令人惊骇的是这个怪物在法国有一帮响应者,为这种灾难和 恐怖推波助澜的人正是我——很久以前第一个提起这位莎士比亚的人。在他 那偌大的粪堆里找到几颗珍珠后拿给法国人看的第一个人也是我。真料想不 到有一天我竟帮助人们把高乃依和拉辛的桂冠放在脚下践踏,来替一位野蛮 的戏子贴金抹粉。” 对莎士比亚最过火的指责是那封出名的《致法兰西学院书》。该信是1776 年8月25日圣路易丝节由达朗贝宣读的。在信中,伏尔泰的盛怒之情溢于行 间,因为勒都尔内 (法国翻译家)的莎剧新译本问世了,在献给路易十六的 代序书中他高度赞扬了莎士比亚,而路易十六和凯瑟琳大帝以及英国国王又 都是赞助新译本刊行的头面人物。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伏尔泰用两种方法 进行攻击。其一是把莎剧中他认为粗俗猥亵的片断基本上直译过来。如 《奥 赛罗》中第一场伊阿古叫醒苔丝德娜的父亲,用粗话告诉他,说她已跟一个 摩尔人私奔了; 《麦克白》中门房的言语;亨利五世向凯瑟琳公主求爱的话 (《享利五世》);《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场时的仆人说的双关语;《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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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第一场中葛罗斯特伯爵介绍爱德蒙时谈到他是私生子,并开玩笑地讲到 生育时的情景。另一种方法则是伏尔泰所擅长的,用嘲弄的笔调复述出莎士 比亚剧本的内容。特别是 《哈姆莱特》,在他的概述中,这出戏好像成了一 个荒唐而又莫名其妙的谋杀故事。于是伏尔泰把莎士比亚说成是一个 “乡下 小丑”、 “怪物”、“喝醉了酒的野蛮人”、“挑水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晚年的伏尔泰极力否定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时,他并没有忘记他当初 的赞词。他始终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绝妙的,虽然又是非常野蛮的自然人”, 他不懂规范,不懂合宜,不懂艺术;他混淆了卑贱与高贵,打浑与恐怖;“这 是一部光芒四she的乱七八糟的悲剧”。他认为莎士比亚只是代表着艺术起源 时期自然人的原始天才。当他拿高乃依和莎士比亚进行比较时,虽然承认二 人都是天才横溢,但是 “高乃依的天才比莎士比亚更伟大,正如贵族的天才 比百姓的更伟大,尽管他们生来长着同样的脑袋。” 在对莎士比亚的评述中,我们看到伏尔泰经常使用的一个批评术语是趣 味。但是很显然,他这里的趣味内涵是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他把法兰西的 趣味当成了欧洲趣味的中心。而且在他看来,戏剧是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 明的最高成果,法兰西戏剧是戏剧的正宗,别的国家的戏剧都要向法兰西戏 剧学习,以它为楷模,拿它做蓝本。基于这样一种偏见,他的论述就不可避 免地陷入了偏颇之中。 现在看来,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指责是既可笑又不值得一驳的。当伏尔 泰认为莎士比亚是把悲剧与喜剧捏合到一块制造了一出出 “闹剧”时,这恰 恰不是莎士比亚的失误,而正是他的伟大、高明之处,在西方戏剧史上,莎 士比亚是第一个把悲剧场面和喜剧场面和谐地统一到一起,把悲剧因素和喜 剧因素巧妙地杂揉到一起的人。这种融合,不仅打破了古老的传统戏剧模式, 而且拓宽了戏剧表现的空间,为后来的戏剧创作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同时, 这种悲喜jiāo加、美恶并举的创举,也深深地影响其它文学创作。在小说领域 内,俄国的果戈里、契诃夫与中国的鲁迅就是以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使他们的 作品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和jīng湛的。 领略了伏尔泰的文学观,再反观他的戏剧创作,其缺陷也就不言自明了。 过于庞大的内容与过于窄小的形式之间的矛盾,终于使伏尔泰走向了艺术的 迷途。由此看来,伏尔泰的戏剧恐怕也只能是启蒙的号角,是马克思所谓的 “时代jīng神的单纯传声筒”。它除了具有一种史料价值和为后来者提供了一 次深刻的教训之处,再也不可能是什么了。我们可说,当十八世纪的法国千 千万万的观众因为伏尔泰的戏剧而激动万的时候,这是十分正常的;当十八 世纪以后的法国人乃至其它国家的人渐渐不再因为伏尔泰而激动,甚至都忘 了伏尔泰还写过戏剧时,这同样是十分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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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夫子道德的五幕剧 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除了遥远、古老之外,还带有几多神秘。然而到 了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随着中国的茶、磁器、漆器、南京布、糊壁纸等 等大量实物的输入,那种神秘感在某种程度上被解除了;特别是随着耶稣会 传教士的介绍,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伦理、文学大规模地轰炸欧洲之 后,他们先是惊讶,后则狂喜。于是,中国是 “柏拉图式的圣人国家”很快 成了当时欧洲知识阶层的共识。 在启蒙时代,对中国介绍最多的国家是法国;在法国,始终不渝地崇拜 中国的是伏尔泰。他不仅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提到了中国、阐释了中国,而 且还亲自把中国的元杂剧 《赵氏孤儿》改编成了《中国孤儿》,反响很大, 影响深远。而据考证, 《赵氏孤儿》又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就十 八世纪而言,它又是唯一在欧洲流传的中国戏剧。 现在看来,虽然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和对 《赵氏孤儿》的改编无论从哪 个方面来说都存在着思想意义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倾向,但是,当我们 梳理他的这个思想轨迹时,我们起码可以发现伏尔泰的另一个神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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