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郑”告诉爸爸，临产期还有三星期，但现在患了子痫症，今天非生产不可;如延迟，危险性会增大。又说，或破肚，或人工生产，须再诊后决定，万一不能大小两全，他问爸爸是保大还是保小?爸爸说：
“当然保大!”医生要爸爸签字盖章，爸爸蘸红墨水盖了个手印。
爸爸的好友陆联棠、张梓生、鲁彦三位先生，还有丙伯，听到这消息，早已先后来到医院，替爸爸分忧担愁。爸爸谢诸位好意后劝请回去，唯独张梓生先生留下，和爸爸在手术室外听候消息。据宝姐说，爸爸心中焦急，连连吸烟。
新枚终于出生，大小平安。只是他的脚先出来，经“凶郑”医生拉扯出来后，孩子不哭。医生把他倒拎着，拍拍背，然后拎起他的头和脚，背向上，让头和脚在背部上方相接触，如此扳了好几次，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起来。孩子的腿骨略受伤害。医生说日后必可复原。新枚幼时有点瘸腿，后来果然正常了。妈妈则起初病势较重，昏迷不醒，但两天后就清醒了。她昏迷后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已生下一个男孩。连爸爸也不知孩子是男是女。上一天，马一浮先生离桂林时，爸爸对他说了添丁的事，他问爸爸所生是男是女，爸爸回答不出，说只知道生了个“人”，引起旁边诸人失笑。直到护士把孩子抱进来给妈妈看时，爸爸才知道婴儿是男。
妈妈大好了。爸爸在新枚生下后第四天，带了我一起先回泮塘岭。据宝姐回忆，爸爸曾开玩笑说，这次医药费很贵，等孩子长大后要同他算账。后来爸爸为新生儿立了《新枚纪念册》(共两本)，在上面贴了爸爸自绘的缘缘堂图，新枚住院时的种种纪念品，连住院发票也贴在册子上。可惜“文革”抄家还来这两本纪念册，后来不知怎么又不见了，真可惜。新枚长大后对爸爸的孝顺，远远超过这笔住院费了，一笑。
自婴儿出生后，爸爸就恐家人特别是我外婆挂念，已先派专人送信去报平安。他谆谆嘱咐：到家后，第一句话要说“母子平安!”不要先讲别的事。我对爸爸这吩咐印象极深。因为自己说话常常不得要领，不分主次。以后就戒之慎之。
妈妈痊愈后，由爸爸的朋友农民银行行长吴敬生的小汽车接送母婴到泮塘岭。这是母子第一次坐小汽车。而等待着新枚住宿的则是谢四嫂家的西厢房，原为牛棚。牛已不养，且在迎接婴儿来到之前已修了漏，平了地。妈妈则和其他人都住在正屋。妈妈生孩子后总是没有奶水，所以新枚由宝姐软姐轮流带，请奶妈，不够时加炼rǔ。她们和我一起宿在牛棚里。她们给婴儿把尿时，就把在地上。虽然是婴儿尿，不臭，泥地能吸gān，但现在回想起来总是太因陋就简了。
关于新枚住牛棚之事，爸爸在1938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有一番话。他说：
……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复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即使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紧。中国之所以有今日，实因人太聪明，不肯用笨功的原故!
爸爸每晚照例一边喝huáng酒，一边吟诵古诗词。这时新枚总是抱在他怀里。我曾听见他把晏殊的浣溪沙《chūn恨》第一句“一曲新词酒一杯”“篡改”了一下，念为“一只新枚酒一杯”。当时他已浑忘一切，陶醉在酒和婴孩之中。
我的两个哥哥也常学爸爸的样边做事边吟诗。这时他们也利用篡改诗词的办法对我开起玩笑来。我们三人一起玩时，哥哥们忽然吟诵秦少游的“如梦令”：
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
指冷玉笙寒，chuī彻小梅chūn透。
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但他们在念到“chuī彻”后突然停顿一下再念“小梅”，我以为他们在叫我“小妹”，就答应了一声。
“谁叫你呀!我们在念诗词。”
知道他们原来在作弄我，后来我就不答应了。他们却又说：
“刚才叫你怎么不答应啊?”
总之，那时爸妈和姐姐们围着弟弟团团转，我就只好和两个哥哥玩了。我常跟着他们到附近的一片松林里去玩。有一回他们穿过松林，从田埂上走到另一处。那田埂中间有一段被水冲断。他俩快捷地跳了过去。我不敢跳，只好眼巴巴瞧着他们远去。可我不甘心。不见他们身影后，我就脱下鞋袜，涉水而过。
“咦!小妹，你怎么也来了。你也是跳过那水的吗?”他俩用将信将疑的眼光看着我。
我迟疑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他们不相信。玩了一阵子到该回去吃饭时，我们三人一起走到那儿，哥哥们说：
“好吧，既然你是跳过来的，我们就看着你跳回去吧!”
这下我紧张起来。可是既然自己说了谎，咎由自取，那就只得跳了。我使出吃奶的气力涨红了脸往前一跳，果然跳了过去，只是稍差一点，湿了鞋尖，不过总算让他们信服了。
六十年后的1998年7月，我和宝姐应杭州桐乡两电视台的要求，重走逃难之路。虽然后来因故没走完，但桂林是到了的，还去了两江泮塘岭。那松林犹在，可是比我小时的感觉矮多了，小多了。以前我们走进这松林，就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古诗十九首”中的句子来：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这时我们就会毛骨悚然。如今却一点也没有yīn森的感觉了。
谢四嫂已于数十年前去世。她家租给我们的房子已变成一片菜地，但结构完全相同的贴邻房子犹存，可以看到牛棚的模样。
在桂师，我们看到了原先的教师宿舍房，昔年爸爸中午常在那一排房子的傅彬然先生房里午休。
新枚渐渐长大后，嘴里会发出“恩狗”、“恩狗”的声音，我们就戏称他为“恩狗”。小名往往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后来为了美化一下，在书写时有时把“恩狗”改写为“恩哥”。我们唤他“恩狗”或“恩哥”，一直唤到他68岁猝死。爸爸常常吟咏袁枚《大姐索诗》：“六旬谁把小名呼，阿姐还能识故吾。”爸爸把“六旬”改为“七旬”，大概觉得七旬才更难得。我们听惯了这样的吟诵，所以新枚长大后，甚至当着人前，我们也从不对他改变称呼。他自己也以“阿姐还能识故吾”视为亲切感。
泮塘岭村居
我们在泮塘岭虽然只住半年左右，其间的事倒也有很多值得一记。爸爸除了在学校讲课并带领学生出去做抗日宣传工作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例如，爸爸开始写《教师日记》，从1938年10月24日桂师开学新枚出生这一天泮塘岭的住房虽已不在，邻居的住房和“牛棚”一模一样(2008年摄)写起，一直写到1939年6月24日迁居宜山后的情况，整整写了八个月。这些日记零星发表过，后于1944年6月在重庆由章桂哥办的万光书局出版。
另一件事，爸爸在泮塘岭开始画一套画，我们后来称之为“jīng品”的。他在1938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