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警报多，当局采取的防空措施很严格。我们住在大中华旅馆时凭窗眺望，曾看到一种奇怪的景象：楼下街上走过的穿白衣服的人，背上都有墨水画的圈或点。后来爸爸问了桂林的朋友才知道，那是违反防空禁令所致。桂林以前受空袭次数不多，不曾投过炸弹。但在我们来到此前9天，桂林遭敌机投弹，死了7人。此后，防空措施就很严格。白天行人不得穿白色或红色的衣服，违者由警察用墨水笔在其背上画圈点，据说还有画乌guī的。后来先姐有一次出门，白色的衣服背上也被涂上墨汁。
桂林还有一种防空措施：市区四周的山dòng都被有计划地按街巷安排成居民的防空dòng，画成地图，到处张贴。我家所在的马皇背居民被安排在老人dòng。可是我们在马皇背时遇到一次空袭警报，大约因为很快转为紧急警报，敌机马上就来投弹，爸爸来不及扶老携幼去老人dòng，所以全家都没出门。天井的大门对面有一扇小门，开门后走下去是一个河埠，地盘很小，大约是供洗衣用的，上方有一棵大树遮荫。我们全家就挤在这地方，感到比室内安全。机枪声炸弹声把我们吓得抱着头蹲下来缩成一团。满娘照例念佛祈求保佑。
爸爸在桂林作了6首《望江南》，其中两首就是写在桂林遇警报的：
逃难也，逃到桂江西。
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
何日更东归。
防空也，日夜暗惊魂。
月白风清非美景，倾盆大雨是良辰，
苦煞战时民。
崇德书店
我们住在马皇背时期，有一位叫杨子才(杨乔)的同乡青年(也是我诸姐的小学同学)也逃到桂林，在马皇背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这时章桂哥也已到桂林，拟进开明书店桂林分店。爸爸真辛苦，他不仅要照顾家人，还时时考虑同行人的生活工作问题，毕竟同舟共济，他们对我家也多有照顾啊!这时，爸爸忽然动了一个念头，叫章桂哥别去开明书店了，决定在桂林开一家书店，让丙伯一家和章桂、杨子才二位得以谋生。
爸爸拿出300元来，供他们进书和付房租用。书店设在桂西路南侧，据说该路旧名崇德街，石门原属崇德县，所以爸爸为书店取名“崇德书店”。9月1日开张时，还向顾客赠送了爸爸的石印画，印成单色，由宝姐、软姐涂彩。据杨乔兄所写《丰子恺与崇德书店》一文(载香港《文汇报》1985年7月8日)中说：
……崇德书店的招牌由子恺先生亲笔题写，所经销的图书绝大部分是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同时也兼营外版书、科技书和各种期刊。数千册图书摆满了两边四个大书橱和一副大板台。来购书的顾客多数是男女青年学生、流亡青年、军人、机关职工、教员、店员学徒等。周丙cháo司理账目财务和里里外外，章桂长于营业进货，我则做一名普通的售书员，丙cháo夫人每天管好五个人的伙食等生活杂物。桂林开明书店跟崇德书店相距一华里多，平日进货用板车装运。由于子恺先生的关系，该店经理陆联棠等人，和我们都很熟。他们知道我店底子薄，又是初出茅庐，在业务上一向通融，可以将书销售后再结账付款。
桂西路是当时书店的集中区，开设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多家书铺。由生活书店发售的《新华日报》这张用绿色土纸印刷的报纸，在当时的桂林，非常新鲜地吸引着广大爱国救亡的青年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心。另外还有一张进步报纸《救亡报纸》(夏衍主编)，刚从广州运来，正积极筹备出版。在桂西路的北侧，也开设着国民党的正中书局，但此店门可罗雀，根本无人上门，店伙计整天倚柜台无聊。……
崇德书店只开了100天，就毁于敌机的烧夷弹。据章桂哥口头回忆，那时书店诸人躲警报回来，见书店尚未烧掉，连忙把书全部抢出，堆在马路上。烧夷弹把空气中的水分吸光，使火焰容易蔓延。一条街都被烧光，街上的书当然也化为灰烬，连章桂哥的眉毛也被烧着。
这个月内，桂林被狂炸三四次，所投均烧夷弹。桂林城内被毁房屋约有三分之一，南门内一带，遭劫最大。那时我们已迁居乡下。爸爸进城，看到沿途断垣残壁，荒凉满目，不堪回首!
一只新枚酒一杯
暑假结束，爸爸要去两江的桂林师范学校教书，我家就迁居。桂师校长唐现之要爸爸带了家人住到校舍里去。虽然好友傅彬然、王星贤二位已到桂师成为同事，爸爸还把贾祖璋先生也介绍到了桂师。但爸爸喜欢自由，还是托人介绍，在离桂林35公里的两江乡下泮塘岭40号谢四嫂家租到了房子，于桂师开学前搬到了两江。泮塘岭离学校步行需35分钟。
这时妈妈已将临盆，不便到乡下待产。所以妈妈由19岁的宝姐陪伴，再加上一个10岁的我打打杂差，我们三人仍留在马皇背。
桂师校舍建造尚未完工，到10月24日这天才在斧斤影里、杭育声中先行开课，以后补行开学典礼。爸爸给学生讲了一堂课，问学生是否听得懂他那带石门腔学杭州“官话”的“国语”，听不懂的请举手。举手的人竟过半数。爸爸大伤脑筋。但我知道爸爸这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后来在四川，爸爸好几次为学生讲演，还是那种口音。我在一旁听了，常常窃笑。如今电视台来采访时常常问我有没有留下爸爸说话的录音。我记得1954年我们迁入陕西南路的房子以后，不知哪一年中央的什么电台曾要他作一次对台湾人民的广播，可惜那录音带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不错，爸爸通晓日文、英文，建国后又学了俄文。他的译文着作等身，而且译文很优美。可是要他开口，大概只有日文行，因为他毕竟于1921年去过日本10个月。但英文、俄文发音都不行。看来爸爸在外文口语方面的成就，远不如笔译，远不如其他的文化艺术，而且也无法改进。
且说这天上午爸爸在桂师下课后正步行回家，途遇前往桂师报告紧急消息的章桂哥，说宝姐写来条子，妈妈在往省立医院做产前检查时突然患了子痫症，必须让她提前生产，要爸爸速去医院签字。
爸爸急速赶回泮塘岭家中，一边换衣服，一边叫华瞻哥查《辞海》中“子痫症”三字。我在一旁纳罕。我一向只见爸爸把那部《辞海》搬进搬出，却不知这是什么玩意儿。原来妈妈生的病也能在这里面查出来!等我长大后，每次我问爸爸什么问题，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回答不出或希望回答得更确切、更详尽时，他就查《辞海》。后来我也学习爸爸这种jīng神，用来对付我的女儿和外孙。而抗战时的那部《辞海》，后来是给幼小的新枚吃饭时垫在凳子上坐的;胜利后回江南时则是给我二姐的长子宋菲君垫高了坐的。我们逃出去时当然不会带这么笨重的上下两册《辞海》。我已记不起是在哪里买的。多半是为了备课在桂林买的。总之，爸爸为了求更多的知识，非常重视《辞海》，所以经济上一有可能马上先购置此书。新中国成立后，爸爸也为《辞海》的出版校订做了大量工作。
却说爸爸准备就绪，匆匆赶往赴桂林的汽车站，适逢农历九月初二，班车照例停驶。幸有一小汽车满载行客，司机同意他坐在司机椅背上，身体屈作S形。总算当天赶到桂林省立医院。郑万育医生是爸爸的读者(护士中有周女士曾是爸爸学生)，医德甚高，另一医生也姓郑，却很凶，被我们称为“凶郑”，其实人家医术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