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步集_陈丹青【完结】(9)

2019-03-10  作者|标签:陈丹青

  这正好是问题的另一面:一面,是我们这代太无知,我渴望知道更多,越多越好;另一面,如今我巴望无知——我小时候画那些画,其实什么也不知道,画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一笔一笔跟着走,完全像个白痴,这是画画最珍贵的状态。我对所有画家回顾展的早期作品格外留心,对所有流派发萌时期的东西格外留心。他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到哪里去,不知道他在gān什么事情,可是他全心全意,整个儿掉在他做的事情里,像敦煌的画工,像《诗经》的作者,他可能不知道他在gān什么,他太专心,太专注了。

  关键是有生命力。

  陈:其实是幼稚。但我喜欢这“幼稚”,就是老子的“若婴儿然”。

  说来可悲:我们现在的学院教育,没有美术馆,没有东西看,那也不去说他,可是底下青苗一茬茬冒出来,十几岁孩子,正在最珍贵的生命状态,他无知,我们却要考他种种教条,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误导青年,在每个环节上细细误导。

  今年我们学校招收研究生,不让导师出题,怕我们泄露,全部由学校统考,只让我们口试,我问孩子考什么,说是考文艺概论,什么文艺概论呢?王朝闻。王朝闻可以考——二十六年前我上美院考的就是王朝闻——可是校方又要我们口试时查问学生“对所学专业前沿知识”知道多少,要和他妈的世界接轨——你瞧,一边在考延安时代的王朝闻,一边在追究“前沿知识”:这就是所谓“与时俱进”和“前沿知识”!这就是今日的所谓“人文教育”!

  我们在知识这一面被糟蹋了。糟蹋了,没关系,gān脆是个傻子也挺好,可是却bī着你背诵王朝闻,背诵所谓“文艺概论”:普天下居然有所谓“文艺概论”?!我们的无知状态就是这样被糟蹋的。

  我每年批研究生博士生的考卷,十分之七考卷,字都认不清,可是你说他不知道,他头头是道,什么“艺术视知觉”呀,什么“审美心理”呀;你说他知道,他跟糨糊似的……我出题很简单,比方说聊聊对你有影响的随便哪本书,结果有个考生说是《董存瑞的故事》,我批着卷子,真想找本《董存瑞的故事》恶补恶补。

  有时我不想过分qiáng调“我们没东西看”呀,“我们没知识”呀。不能过分qiáng调——敦煌画家看过什么东西?希腊雕刻家看过什么东西?人家那条好性命没给糟蹋过,活泼无忌,这比知识要紧一万倍。

  生命力可贵,无知可贵,可是中国的人文艺术教育不许你有知,也不许你无知。

  经常看到你写的文章或发言,用一个现在比较时髦的话题来说,多少有点文人的忧患意识在里面,这种忧患意识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激情?

  陈:会的,会影响的,我那点点可怜的有知状态已经影响我的创作。所以我现在不勉qiáng自己画画。我希望归真返朴——有知回到无知,有法回到无法。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回不去,就撂挑子拉倒。大家说:丹青啊,别他妈写文章啦,要画画!我明白,知道越多对创造越不好,画家其实应该无知一点。芬奇跑去问拉斐尔,你画画时有思想吗?美男子拉斐尔说:“没有。一点思想也没有。”老芬奇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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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与有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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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无知,不等于你没长眼睛。我看学生,在乎他“看到”没有。可是今天考生的眼珠子只看到考卷,看到考题。

  至于“忧患意识”,也几乎是意识形态话语。忧患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忧患?范仲淹什么人?他是官员,是大儒。今天说忧患意识这句话,是可以被意识形态利用的。

  我说话,写文章,只是性格如此。

  前几天我们去美术馆采访赵文亮和杨雨澍老师,你刚刚走,后来在电话里你说了两句很经典的话:“文革”的时候他们对抗政治;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在对抗市场。

  陈:“对抗”有点言重,不准确,他俩是“自外于”前三十年文艺极权,又“自外于”近二十年文艺的庸俗与功利。

  现在像这样的艺术家已经没有了。

  陈:有,死心眼儿画画的憨人一定有,但可能没有他俩画得好,坚持那么久,走得那么远。

  除了他们绘画本身以外,他们的生存状态更让我们感动。对于他们的画,也有人批评,以为画得太老。

  陈:“老”与“新”的纠缠,就是我们的无知:负面意义上的无知,因为混乱的“有知”而弄成无知。

  你知道雷诺阿哪年死的吗?1919年死的。德加呢,1916年前后死的,莫奈1924年才死。可你知道他们还在诚实地延续印象派理想和画路,完成自己。可是1900年后,西方画坛已经很前卫了,后印象派接近尾声了,1907年立体派出来了,稍微早点,野shòu派、达达派,都闹起来了……你能说雷诺阿他们过时吗?“太老”吗?

  印象派最辉煌的时候是1860年到1886年左右,1886年后,他们散伙,再也没有办过集体展览。可是每个人又继续画了三四十年,画到死掉,周围全是他们弄不明白的年轻人和新画派,而新画派又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和鼓舞。毕加索马蒂斯从未说“马奈塞尚过时了”。

  西方是每个阶段,每个人走完他自己的路。在生命的晚年,可能其他流派出现了,他们老了,但绝对不会因为突然新东西起来,就放弃自己一辈子追求,去跟新人,涂改自己,有这样的事情吗?只有中国才有。

  杨雨澍、赵文亮,他们做一件事情,就做下去,因为他们画画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卖钱,他们就是喜欢。我觉得还可以更“老派”一点,再过时一点。中国这一百多年时新东西太多太快了,真的艺术家无视“时代”,去他妈时代,齐白石经历三个朝代,才不管什么时代不时代。文艺复兴算得灿烂伟大,可是达·芬奇痛恨他的时代,皱着眉毛,孤独得要命。海明威说:我从来不看活着的作家。你听杜尚说过什么“时代”这类话吗?

  中国一百年来,整体看,除了个别人物,没有哪一代自我完成,一代也没有——要不给时代糟蹋,要不自己糟蹋。

  所以我说,1949年以后的美术史中,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民间的有争议的代表,在这个空间,写美术史没有这两个人,这个美术史不全,因为他们有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而且一直在这画。

  陈:他俩不在行政美术界之内,你在整个行政美术史找不到这两个人的名字。

  只有一个办法——重写美术史。上海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张爱玲、沈从文、胡兰成,在文学史里面吗?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里根本没有这几个人。可是行政文学史的许多大角色,出全集,几百万字,谁爱看?

  huáng宾虹早就说过要“画史重评”。可见,历来如此,中国很多的历史都是实用的,功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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