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_岳南【完结】(58)

2019-03-10  作者|标签:岳南

  郭氏这一番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震动,许多学人为之摇头叹息。此时“妄人”董作宾已死,无力再作评论了,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为此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是个“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没有自信”,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的jīng神。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1)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

  却说在台湾的董作宾继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不久,开始主持史语所在南港建造的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事务。一晃几年过去,面对家中人口众多,薪水微薄,生活极为艰难的境遇,开始思虑起改变之策。正在这时,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有聘请之意,薪水高于董在台湾几个机构服务收入的总和。连续的劳累和穷愁,董作宾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很希望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时日。时南港的工程已经完成并jiāo付使用,董觉得无愧上司与同仁之托,便答应港大之聘,于1955年8月辞去史语所所长职,向台大请假,赴香港就任。董走后,由李济接任所长,屈万里任所务秘书。

  董作宾尽管得到了较高的薪水和休息的空闲,但毕竟港岛的学术氛围无法与台湾比拟,且作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为终生职业的学者,离开了由大陆运往台湾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鱼儿离开了大海,学术生命受到严重制约,内心的孤独与焦躁可想而知。1956年,董作宾在香港发表了《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以忧伤的笔触写道:“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1958年,胡适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力邀董作宾返台继续从事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是心力jiāo瘁的董作宾听从胡氏的召唤,于1958年秋辞掉港大职位重返台北。

  返回史语所的董作宾已无职务可言,亦无组可归,只好专任台大教授,处境很是尴尬。胡适深感过意不去,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琢磨权衡,终于想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两全办法,即在史语所成立一个甲骨学研究室,由董作宾担当主任主持工作。当时史语所内的考古馆已落成,正好让此研究室进驻并有充足空间来作甲骨文研究。对于这个微妙的方案,据石璋如说:“就编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组',是因为在组织规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与所平等,小者可附属于所。不过这时我们也没有想太多。”甲骨学研究室就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于1958年11月鸣锣开张,其成员有原在李庄时期的屈万里、张秉权、刘渊临等,共同协助董作宾工作。

  胡适弄出的这个方案,由于内中含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关系,自然引起外界的议论与猜忌。如李敖就曾公开放言:“董作宾丢掉史语所所长以后,无组可归,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甲骨学研究室',这是为了脱离李济的压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伏笔--他也预备有朝一日脱组而出,另成立'甲骨学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殁。”董作宾是否作如此想,已无从查证,而不幸于1962年去世却是实情。这一年走在他前面的“中央研究院”老熟人还有两位,一是老上司朱家骅,另一位是同事董同龢。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2)

  对于三人的死,石璋如在晚年曾以哀伤的心情说:“五十二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有好几位同仁过世。1月3日晚,王志维电告朱前院长于当日下午去世。朱先生是研究院奠基南港的重要人物,任期也长,对研究院有所贡献,老同仁对他都有感情,听说了讯息都非常难过。”时年70岁的朱家骅去世后,于5月15日安葬于阳明山。按石璋如的说法,“由于上山耗时较久,十点钟始举行安葬式,稍微公祭一下十点半即结束,比起胡先生简单得多”。很显然,与胡适比起来,朱氏的葬礼“简单得多”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一个上山费力耗时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深层的原因自是复杂。但不论如何推想,这个在民国时期政坛、学界曾呼风唤雨,威震朝野三十余年的重量级两栖“大鳄”,就这样从芸芸众生的视线中消失了。

  朱家骅入葬34天后,即6月18日,史语所研究员董同龢随之而去。“董同龢先生是我们同辈之中最聪明能gān,也最用功的人,常有自己的主张,连傅先生也说服不了他。在抗战大后方,他还是副研究员的时候就获得过杨铨奖学金,可见才气之高。”这是石璋如的回忆文字,所说获杨铨奖金之事,发生于抗战时期在四川的李庄,那时的董同龢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高气傲,大有紧随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气势。可惜天妒英才,正当学术事业的盛年不幸患了肝癌,未能挣脱死神的召唤,让后人为之扼腕长叹。

  据石璋如回忆:“到11月23日,董作宾先生也过世了,恰逢美国总统甘乃迪(按:肯尼迪)遇刺身亡日,我们说董先生是大人物,能与甘乃迪同日过世。董先生的身体底子并不坏,只是不爱运动,而且董先生既忙着《大陆杂志》社的事,又担任所长,去香港任教回台又担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仁曾劝他装假牙,但他忙到没有空去。牙齿不好就吃不好,连带消化不好影响建康。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齿的问题,身体就容易养好了。”作为同乡兼同事,一起共事几十年的石璋如,可谓对董作宾具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间的事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董作宾可能意识不到一个牙齿的问题竟能引来这么多麻烦,且引得死神找上门来,最后把老命丢掉。不过,石氏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据董作宾的儿子、曾给蒋介石当了几十年御医的董玉京说,董作宾在此前许多年就已患有“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塞症”和有家族性遗传的“糖尿病”等等,正是这成堆的疾病综合征,导致董在不该中风的年纪就已得过一次轻瘫,而且一直未能复原,直至去世。

  从董玉京编写的年表可知,在1959年,也就是董作宾从香港返台8个月后的5月10日,就“忽膺中风,不能言语,入台大医院治疗三月而愈,然自后语言即告蹇涩”。其后,董氏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再度心脏病复发和中风不治。前往医院探视的石璋如等人看到:“董先生嘴巴歪了,也无法言语,当时大家医学知识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后来才晓得是中风(脑溢血)。董先生住院期间,女儿常在旁照顾,董先生经常昏迷,神志不清,连拉出屎都浑然不觉,吃得也很少,偶尔才神智清醒,还能说笑,这时症状应该是稍有改善了,吃得也比较多。特别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过来,jiāo代了一些话,我们都稍微安了些心。没想到23日董先生就过世了。像他平常是这么痛快的一个人,身体要是不好,也不能拖这么长时间,在卧病住院近八个月期间,想必受了不少罪,难受之至。”

  1962年,董作宾在台北青田街寓所1962年11月23日,董作宾于台大医院病逝。举殡日,即以台大、“中研院”、“教育部”、亲朋故旧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其规格与胡适去世时基本相同,治丧主委同为“教育部部长”huáng季陆。治丧委员会决定把胡适、董同龢等中研院学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为“南港学人山”。当天公祭时,huáng季陆、钱思亮、王世杰、孔德成、李济等为主祭,蒋介石亲自书写挽额致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莫德惠、叶公超以及“副总统”陈诚等大员参加,学术文化界同人哀悼,执绋者千余人,有20余家机构,6辆小车,4辆大车,一路浩浩dàngdàng,从殡仪馆送到南港,葬于“学人山”高山之阳,与胡适墓为邻。一代甲骨学大师就此安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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