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_岳南【完结】(57)

2019-03-10  作者|标签:岳南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dàng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赵俪生与“征服者”成仿吾叫板儿,是在进中科院之前。而到了中科院之后,赵氏旧习不改,又不知天高地厚地与当朝一品大员叫板儿滋事,其结果像他的家乡大多数绿林英雄一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走人。这次事件在赵的内心深处,颇有些悲剧英雄的味道,因而几十年后回忆起来,总有那么一点点虽败犹荣的自豪感。而当年郭沫若的讨伐檄文通过日本辗转传到台湾后,董作宾、李济等人闻知,在震惊之余自是嗤之以鼻。对此,石璋如在其回忆录中说:“他(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断殷代是奴隶社会,也就认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隶。可是后来田野考古的资料多了,此说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区的墓葬群,那里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隶,而是军队,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曾说迁到台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等等。”石璋如显然对郭氏的理论表示不满,但他是个一辈子老实巴jiāo的人,不便对此事说得过深过重,而其他人的评价就没有这般客气了。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4)

  以郭沫若的战斗檄文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jiāo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著录甲骨文2833片,并收录了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学术价值极其重要。该著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至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予以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偶尔谈到董作宾而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在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信函中,郭沫若的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1929年,李济(左)和董作宾(右)在安阳压道车上杨树达的记述有个不太为外界所知的插曲,即1927年郭沫若因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公开向蒋开骂而遭国民政府通缉,亡命日本。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郭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大guī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等等。未几,郭写信向史语所的李济和董作宾索要资料。尽管李、董二人深知郭是当朝通缉的“钦犯”,考虑到此人在如此环境中还在坚持搞学术研究,实属不易,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施以援手。在得到傅斯年同意后,李、董二人把尚未发表的著名的大guī四版资料借给郭氏参考。董作宾还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不能对外发表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guī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并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jīng印出版发行,在文章的后记中以弥补的意味chuī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殷墟发掘之新纪元。”接下来继续鼓chuī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

  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立即火起,盛怒之下,bào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后因李济阻止而不了了之。但傅斯年仍认为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大“失策”,因而“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这便是当年郭董jiāo往的缘起,二人的jiāo情由此建立。

  二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杨树达接看郭沫若信时,这位与毛泽东私谊甚笃且不断书信往来的杨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识到,既然董作宾已流亡台海孤岛“殉葬”,“大guī四版”已用之完毕,“鸿蒙”已被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拍案叫绝”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进程自然要换作“拍案叫骂”的时代了。深受辩证唯物论jīng神启蒙,并“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为“妙人”哉?

  国共两党分别控制台湾与大陆之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渐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始写一些回忆与总结性文章,而大陆知识界在连绵的政治风bào中,也在鸿篇巨制地书写思想汇报与政治检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所言:“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检讨并宣布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应该全部烧掉。最后,郭氏“很惭愧”地说:“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


加入书架    阅读记录

 57/61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