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_岳南【完结】(35)

2019-03-10  作者|标签:岳南

  “进军西北”之梦(3)

  决裂

  既然党国领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朱家骅与蒋廷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耍布袋戏,以此来摆弄jīng明如猴的蒋介石。陶孟和大感沮丧,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正在几人无计可施之时,此事被蒋廷黻讥讽为“太上总gān事”②的傅斯年闻知。傅主动致信朱家骅,开始替这位jiāo情甚笃的上司排忧解难:“……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dòng。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dòng,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他又说:“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

  傅斯年写这封信,的确有点“太上”的架势,对朱家骅、蒋廷黻与陶孟和串通弄出的这个到西北创办社科所的主张,表面上热心,实则心存芥蒂。此时的傅斯年意识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设和立国之本之类的说法,颇有轻视之意。傅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yīn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阳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残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说“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约定。史语所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斯年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而招来的又竟是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当时顾颉刚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始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

  前文提到,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辈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与史语所相抗衡而大为恼火,直至双方gān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与史语所抗衡。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bī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

  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gān事”放在眼里,竟敢和自己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划,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信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可谓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陶孟和当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道:“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国民党退据台湾五年之后的1955年,在郭沫若的指示和压力下,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如第四条:“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

  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于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之外,还想出打压制裁陶孟和的另外一个计策,qiáng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jiāo院务会议”,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qiáng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函件内容,眼看自己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gān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yīn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

  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jiāo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不相往来,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而此前已赴兰州治病疗养的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则在陶、傅二人争执吵闹声中客死他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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