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_岳南【完结】(34)

2019-03-10  作者|标签:岳南

  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边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其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吴使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

  欲知此事关系之重要,宜先看清此地的“民族问题”。此地之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故汉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若论种性,则吾辈亦岂能保无胡越血统。此种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进行中,即如主席龙云,猓猡也;大官如周钟岳,民家也;巨绅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猓猡,这些地方是僰夷……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漠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

  最后,傅斯年态度坚决地警示道:

  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1941年11月,顾颉刚在重庆柏溪文史杂志社门前留影以傅斯年的霸气以及与朱、杭二人的密切关系,加上联合顾颉刚在昆明调集各路jīng兵qiáng将的qiáng力支援和夹击,吴、费山头不稳,很快力不能敌,败下阵来。最终的结局是,吴文藻携夫人冰心弃昆明转重庆另谋新职。吴氏一走,整个昆明“民族学会”阵营树倒猢狲散,傅斯年所说的“费某”也顾不得“大放厥词”而不得不设法撤离山寨,溜之乎也。

  吴、费等人走后,顾颉刚接受抗战期间迁往成都华西坝齐鲁大学校长之聘离昆赴蓉。未久,傅斯年与陶孟和等率领各自的研究机构迁往四川李庄,此一混战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进军西北”之梦(2)

  1941年初,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10月,顾颉刚正式辞去齐大研究所主任之职至重庆小龙坎办公。顾去重庆后才知道,朱家骅要自己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时朱家骅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这年10月12日,对“边疆”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使原已兴起的“西北热”再度升温。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等书籍,然后陆续译《论语》、《孟子》和有关边疆地理、历史方面的书刊文章,藉此“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顾颉刚语)。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

  这一情形的出现,除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与支持鼓动密不可分。试想几年前,作为一介儒生的顾颉刚都能感受到西北在政治上之危险,掌握一国之命脉的蒋介石更不会视而不见,特别是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使蒋介石意识到后患无穷。当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从甚密,qiáng大的苏联或明或暗地打着新疆的主意,时刻准备将其吞并。面对这种危局,蒋介石忍而不发,直到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力东顾之时,蒋介石趁机出动,先派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对盛氏集团形成一种qiáng大的威慑力。1942年8月,蒋介石乘机赴西宁、酒泉等地视察,以软中带硬的手腕解决了新疆问题,骄横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视察归来,特别是降服了盛世才之后,蒋介石jīng神振奋,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的主张,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结合在一起。蒋的演说,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qiáng烈反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chūn笋之势。”

  在这股làngcháo声中,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自是不敢落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主张,他突发奇想,让李庄的陶孟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朱家骅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计划面呈蒋介石。陶孟和不敢怠慢,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大体是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jīng神的体现,自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处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主意。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处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一个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所作为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既然蒋介石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gān工作仍可在兰州作,止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云云。

  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说法,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借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上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qiáng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藉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耻rǔ。潘氏的这一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值得存疑的地方仍然不少。就当时陶孟和在李庄的处境而言,颇不得意,除了环境不能遂愿,且与傅斯年不睦,两所人员不相往来,在一些院内事务上,也经常受傅斯年的挤压。此次所谓“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借机摆脱傅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和史语所彻底断绝jiāo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jiāo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蒋介石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


加入书架    阅读记录

 34/61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