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_岳南【完结】(11)

2019-03-10  作者|标签:岳南

  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中)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中国人民万人签名的文件

  蒋介石这个颇有些意气用事的口谕,立即得到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热情响应,欲趁机把胡适的大使搞掉--这是他多年来就梦寐以求并多次操作而未果的事情。

  最后的博弈(2)

  形势急转直下,大洋那边,胡适端坐的那把大使椅子开始摇晃。危急时刻,傅斯年意识到当初鼓动众儒生合力推选胡适是个“大失策”。群儒之意并未真正非要让胡适回来做这个“闲曹”院长,而是“愿先生留在美任”,继续行使中国驻美大使的职责。“而其选举乃纯是为的'学院主义'、'民主主义',(如今)闹到此地步,真是哭不得笑不得耳!”这是傅斯年见情势危怠,怕胡适因此事件翻船之后,自己成了三国时盗书的蒋gān--两头无功,反而有害,受恩师的埋怨而专门向胡作出的特别书信解释。人谓傅斯年在政治生活中只是一门不会拐弯的直筒子“大pào”,谬也!从此次事件中可看出他的聪明过人之处。

  当然,傅斯年不只是向胡适写信为自己开脱,他以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豪气与智慧,积极组织人力进行绝地反击,阻止孔祥熙等人的qiáng势进攻。他开始联系王世杰等人上下活动,设法让胡适继续坐在那把驻美大使的椅子上,万一失败,也要用奇招作最后一搏。此点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张)岳军,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

  箭在弦上--

  7月22日,胡适致函王世杰,对外间盛传其将被免职一事表示不快,且有请辞试探之意。接函后,王世杰先后找到傅斯年、陈布雷、张群、翁文灏等商议对策,又将信送呈蒋介石,并趁机进言不让胡适回国。蒋介石面对各门各派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迟迟未作表态,经过再三权衡,终于做出决定:胡适继续任驻美大使不变,外jiāo部公开否认外电所传胡适辞职谣言。

  7月27日,王世杰致电胡适:“外传调兄返国,均由中央研究院问题引起,政府觉美使职务重于中研院,迄无调兄返国决定。”至此,胡适与傅斯年,包括陈寅恪、汪敬熙、段锡朋等当初力挺胡氏的一gān人马,悬着的心才算怦然落地。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按照选举法,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因有了顾孟馀事件的yīn影,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蒋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在前边加了个“代”字,朱氏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yīn阳差错地以暂代之名来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察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除了顾孟馀事件给蒋介石留下了恶劣印象外,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王氏自己得不到这把椅子,也不能让朱轻而易举地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蒋介石,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被抛弃,单举朱家骅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此一举动,让向来独断专行的蒋介石也煞费了一番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虽心中不快,但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不过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和时间的推移,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jiāo椅,傅斯年暗中长嘘了一口气。尽管傅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gān,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gān事,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gān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gān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朋友,欣然的答应下来”。至此,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争夺战算是尘埃落定。

  注释

  ①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②蔡元培这样总结自己的北大生涯:“总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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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坳里的身影(1)

  群星灿烂的年代

  山坳里的身影

  傅斯年虽答应协助朱家骅主持院务工作,但有言在先,自己既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能以暂代身份出任总gān事。在正式上任之前,需回昆明处理史语所事务,然后再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昆明的局势却进一步恶化了。

  自1940年7月起,为彻底切断中国政府与外界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利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暂时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直接出兵qiáng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及其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由市内扩大到郊区。这引起了昆明的混乱与恐慌,日军趁势组织jīng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在昆明城内的教育、学术机构,以及住在郊外龙泉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连同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每天都在警报鸣响中惶恐度日,甚为悲苦。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继续支撑下去,根据重庆国民政府指示,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向大后方转移,并指出最合适的地方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幅员广袤、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战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往四川避难,比如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dàng中最终稳住了阵脚并重新站了起来。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和历史经验,驻昆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入川考察,以便尽快撤离昆明这个战火纷飞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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