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_岳南【完结】(10)

2019-03-10  作者|标签:岳南

  眼看自己的酒钱就要打水漂,满腹心事与梦想也即将付之东流,任鸿隽力图扭转颓局,qiáng调道:“凡在国外者,任要职者,皆不能来,可以不选。”

  傅斯年听罢,表示对此不敢苟同,谓“挑去一法,恐挑到后来,不存三四人,且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也是枉费心机。

  陈寅恪当然明白翁文灏与任鸿隽的醉翁之意均在自己而不在胡适,遂表示道:“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之。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如果找一个搞理科的,则应找李四光,因为,李在地质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在中国无人能比。”李四光时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在陈寅恪看来,翁文灏尽管是地质学界权威性的老字号“海guī”,但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地质与矿产资源的调查方面,缺乏像新生代“海guī”李四光所具备的那样一种宏大的视野与学术理论构建,而这种差别不是靠听师傅讲解,或自己躲在一间四面封闭的小黑屋里不吃不喝,一门心思读书思考就可以弥补的。至于任鸿隽其人,就不足道哉了。若gān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力与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发挥了开天辟地的重大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做出了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巨大业绩,当年与其争锋者皆被他那作为科学巨人的身影笼罩得不辨牛马。同样留在大陆的任鸿隽则籍籍无名,除了在政治与学术的夹缝中弄了个灰头土脸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造诣和贡献。

  当然,此时的胡适与李四光皆属于不被国民党高层真正欢迎之人,陈寅恪之说,也只是一时的宣泄怨愤而已,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宴席在各怀心事的沉闷与吵嚷气氛中不欢而散。回到住处,陈寅恪把手杖往墙角重重地一扔,对傅斯年愤愤地说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陈氏所说的“几个秘书”是指暗中角逐叫劲的翁、王、朱、任等人。

  次日,在翁文灏主持的欢迎评议员宴会席间,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性的非正式投票。结果是:翁文灏得23票,胡适得22票,朱家骅得19票,王世杰仅得一票,任鸿隽零票。

  王世杰一看自己仅得一票,顿觉失了面子,众人也大感诧异。王在窘迫中把这个悲惨结局归罪于傅斯年,认为傅对众评议员传播他在背后鼓动蒋介石要举顾孟馀并下条子事,引起众怒,导致了这场难堪的败局。为此,王世杰对傅大为光火。傅斯年见此情形,大喊冤枉,并对外声明,自己从未说过王鼓动介公下条子之事,而“雪艇决不会做此事,可是有些理想,与布雷等谈及,无意中出此支节,容或有之。要之,亦是为研究院”云云。此时外部传言已呈覆水难收之势,傅斯年这个替自己洗刷、又替对方开脱的声明,王世杰并不领情,仍是余怒未消,且对傅斯年耿耿于怀,“总不释然”。

  第二天晚上,不知由谁出面,居然把蒋介石请出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蒋氏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并未言及人选之事。此次宴会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由于前几日众评议员风闻蒋亲自下条子的缘故,陈寅恪心存不满,对蒋极为看轻,宴罢之后赋诗一首(《庚辰暮chūn重庆夜宴归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chūn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此诗陈寅恪曾亲抄一份给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品评,吴心领神会,将诗收入他的《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按照吴宓的诠释,陈诗中的“食蛤”指蒋介石。据宋代笔记《萍洲可谈》有“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大蛙也”句。而按晋代郭璞《葬书·杂篇》解释:“螣蛇凶危,蛇心险有毒,故多凶。遇蛙、蛤则贪婪,而为小人。”也就是说,此时的陈寅恪是把蒋介石当作小人来看待的。

  最后的博弈(1)

  最后的博弈

  1940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终于在重庆蒙蒙细雨中开幕,评议员对院长候选人正式进行无记名方式投票,选出三名候选人。据统计,到场者共30人,由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为避嫌,王放弃投票。其结果是:翁、朱二人旗鼓相当,各得24票,胡适得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各4票,任的投票支持者全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创办的“科学社”几个铁杆弟兄。蒋介石举荐的顾孟馀仅得一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翁、朱、胡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

  这一选举结果令陈寅恪等众评议员们还算满意,感觉“自有公道”,一方面学者们顶住了上面的“条子”,显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jīng神的正气;另一方面,似乎“上面”没有再qiáng行施压,或节外生枝故意制造麻烦。而学者们选出的翁、朱、胡三人,也并不出当局意外,只是任鸿隽的太太陈衡哲见中研院的人都不投其夫君的票,甚为恼怒,大骂傅斯年等人不是东西。傅斯年有苦难言,gān瞪着眼说不出话来,只有到了这时才真正领悟那天酒席上“叔永演说之旨何在”(傅致胡适信语)。大势去矣,既然这个时候陈衡哲连自己暗恋的人,或一直痴情暗恋自己的人--胡适都弃之不顾,傅斯年又岂能不通人情事理地去关照与自己无亲无故的任鸿隽?一场竞选大战下来,纵有一代女杰陈衡哲为其夫君呐喊助威,亦无法扭转乾坤,使地球倒转。

  胡适作为学术界的一种象征和符号,尽管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入围中枢,但就评议员们而言,也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与释放而已。正如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这一判断,同是评议员的陈源(西莹)深有同感,谓: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当得,但是他“现在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

  但是且慢,以傅斯年为首的儒生们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选举的第二天,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当说到顾孟馀没有被选中时,“介公笑了一下。次日语孔(祥熙)云,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这一招令傅斯年大感“出人意外”,始料不及。也正是这一枝节的突现,使傅斯年对“条子事件”有了新的更合乎逻辑的分析推断。

  按傅的推理:翁文灏此前所言有诈,陈布雷是明确接受了蒋介石的旨意,而翁文灏与朱家骅二人又接受了陈的指示,“派他们设法举顾出来的”。只是由于陈寅恪、傅斯年、汪敬熙等众评议员们的qiáng烈抵制“而未办到”。蒋介石jiāo待的事没有办到,本已是严重失职,无颜禀报。但翁、朱二人见此情形,私心顿起,在关键时刻弃顾孟馀而“偏举上自己”,这就让蒋介石产生了一种愤怒与厌恶之感,而又不好当场发作,因而蒋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只好当着王世杰的面“笑了一下”,这一笑含着极度复杂的成分,除了愤怒,还有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人生信条的感叹,也有对翁、朱二人人格的嘲讽,更有对评议员们固守所谓“自由、民主”等等的无可奈何。这种愤怒、感叹、嘲讽与无可奈何的jiāo织,便化作了尴尬的一丝苦笑和让胡适回国的一通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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