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李煜《làng淘沙令》上片云：“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① 李清照《点绛唇》(寂寞深闺)。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有句云，“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
为这种情感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问题，而真正难以告人的是藏在“何逊在扬州” 一句背后的情节。词人的睿智和苦衷也恰恰表现在对这一故实的婉转借取上。以往的注释仅仅为“何逊在扬州”句找到了这样的出处——指出此句基 本上是杜诗原句③。只是到此为止，根本无法说明李清照的心情，也找不到其“寂寥”的真正原因何在。必须过细地审视此典才能发现，原来词人是借何 逊的《咏早梅》诗，来表达自身的难言之隐。因为何逊诗中有这样几句：“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chūn来”。这类诗句，即使出自 象何逊、杜甫那样著名的男性作者之手，也不外乎“美人香草”之喻，而对于女词人李清照来说，则具有真实感人的身世之慨，她此时与失宠的陈阿娇 和被弃的卓文君完全是同病相怜的。所以她特别声明其内心况味与因其貌不扬，加之体弱，不为荆州刘表重用而产生桑粹之念的王粲不同，故云“又何 必临水登楼”。紧接下去的“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诸句，可直译为：丈夫不肯到身边来，使自己产生寂寞(冷落、孤独)之感，简直就同 何逊在扬州所写的《咏早梅》诗中的被废居长门宫的陈皇后，和被因献赋得官欲取茂陵女子为妾的司马相如遗弃的卓文君的心情完全一样。词的下片大 意是说，谁都知道，从来都是以梅自况的作者，她也和江梅一样，以皎洁风雅取胜。由于所处环境优越，便经不起风雨的摧残。尽管如此、尽管江梅也 有因失去白雪的映衬而香消色褪、甚至随风飘落之时，但因其浓香彻骨，即使将落花扫掉，却仍留有香气和情韵。这正如一对曾经沧海的夫妻，尽管经 历挫折却仍不忘旧情。这一切“难言处”，待到“良宵淡月”时，其“风流”、“韵胜”，就象江梅(疏影)一样，会得以再现! 这首词的语调平缓，文字从容柔曼，但其语义深层却含有峥嵘筋骨，简直就是传主为自己写的《长门赋》和《白头吟》!由此可见传主的苦心，亦 可见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多么没有保障、多么可怜!《漱玉词》中有不少篇目不仅具有类似于《长门赋》和《白头吟》的性质，而且更凄楚感人、更 值得同情。细审传主的用事用典，可大大加深对其人其作的理解，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诚然，笔者在对传主的命运有了一个较符 合实际的总体理解后，就较便于发现并挖掘出其所用典故的深义。这一情况表明，对这位既令人服膺、又令人同情的“扫眉才子”的研究，将进入一个 良性循环的轨道，大大有利于这一评传的写作。
③ 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亿见寄》一诗中，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等句。
二、新构想的背后 在对李清照生平的评述和对其作品的解读时，本书分别采取了一条不同 于他人的思路和运用了一套较为独特的方法，拟统称之为“新构想”。对此，因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猜想”说作依据，所以不怕有人对其中的“猜 测”成分说三道四，倒是从另一方面很担心这一“新构想”可能被误解成文学研究的“福尔摩斯”或“神探亨特”。诚然，拙著中试图运用一些泊来的 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笔者抛弃了土生土长、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相反，对传主内心隐秘的破译和对其某些难度较大作品的解读，首先是 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一)
以信史为依托信史是指诚实可信的历史。在我国能够担当起“信史”这一美名的，主 要是指《chūn秋》以来的纪事翔实的正史。李清照的事迹见于正史的仅廖廖数语：“女清照，诗丈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① 这则记载对于研究李清照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因其过于简略，对于要写成一部有一定规模的思想家评传来说，又远远不敷使用。所以上述借他 山之石以攻玉，或称曲径通幽之法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将踏破多少双铁鞋，笔者对本书的最起码而又最严格的要求是，必须 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托。而且，在这方面，huáng盛璋、王学初等许多前辈学者曾辛勤衷辑，已为我们作出了示范。然或由于各自发现、引用材料的视角不尽 相同，只要我们经过一番努力，当仍能有所创获。所以眼光既不能离开已为人们所熟知和使用的材料，又要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充分发掘正史及其它与 传主有关而又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史料，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
研究柳永的专家，曾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搜寻到有关柳永的重 要史料，从而纠正了关于《望海cháo》的系年错误等问题，这亦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的北宋史，而李清照是一位生 活于南北宋之间的人物，不仅如此，李焘此著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较之原书已有残缺，而这残缺的部分，又恰恰是李清照生活中的重要年份， 因而笔者虽在阅读此书时有所收获，但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笔者的注意力转向与李焘是书相续的另一部编年体史学要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此书由南宋李心传所著，专门记载南宋高宗一朝的史实，而李清照晚年的生活在时间上亦大致与高宗一朝相始终。经过一番披览搜寻，笔者果于其中获 得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同时，笔者十分重视对《宋史》的翻检利用，二者相互印证，使我们对传主的研究似可更进一步。这里姑举两例。
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绍兴四年五月载赵思诚除中 书舍人时，殿中恃御史常同曾言：“思诚，挺之子，挺之首陈继述，实致国祸，……岂可使其子尚当要路。”《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赵挺之传》亦载 挺之“拜御史中丞，……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偷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拓诸人不遗力。”同书卷三百二十九《邓洵武传》所附《邓洵① 脱脱等《宋吏·丰格非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武传》，亦言挺之为当时“助绍述者”中的重要人物。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和 可凭信的。
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载，崇宁二年九月曾“诏宗室不得与 元佑好党子孙为婚姻”。①对于第一条材料，需要说明的是“首陈继述”的“继述”二字，它不是 修辞和训诂意义上的“继承”，而是特指继承宋神宗所实行的新法：“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章)淳为尚书左仆she，兼门下侍郎。于 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②。熙宁、元丰是神宗年号，元祐是哲宗年号。神宗时重用王安石等人推行新法。但这位既受史家称道又同 时被针砭的神宗皇帝③，却在三十八岁的盛年谢世，其第六子哲宗嗣位后，年号元祐。这位“临朝庄严，左右仆御，莫敢窥其喜温”①的小皇帝，毕竟只有 十岁，实际是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一味重用苏轼等老臣，所以尽废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