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还曾经这样记载：侵略军攻占北京以后，曾明令抢劫三天。事实上直到联军撤出北京，抢劫始终未曾停止。从公使、各级军官、教士和士兵无例外地都参加了这种可耻的、野蛮的qiáng盗行径：“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注：仲芳式：《庚子记事》第35页。)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他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qiángjian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三册第34页。)
老舍一家，同北京千家万户一样，遭到了侵略军的洗劫。
老舍的家在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一个叫做小羊圈胡同的深处。据胡絜青、舒乙考察，这个小胡同现在叫小杨家胡同，当年老舍家住的小院“现在是八号”。这是北京最窄小的胡同之一，住户大都是赤贫的人们。(注：胡絜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正红旗下·附录》。)即使是这样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这样一些贫苦的人家，侵略军的魔爪也不轻易放过。他们成群结伙，一天不知来几趟，如láng似虎，胡作非为。搜抄老舍家时，不满两岁的老舍正酣睡在一只木箱附近。这伙qiáng盗搜捡木箱，把木箱搬起，箱底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然后顺手把箱子扣在了老舍身上。这伙qiáng盗扬长而去，母亲进屋时，老舍还被箱子扣着。酣睡救了他一条命。不然，只要哭出一声，灭绝人性的侵略军就会顺手给他一刺刀。
老舍后来这样追忆：
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会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象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bào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注：《吐了一口气》，《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这样，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的种子最早播在了他幼小的心田;中华民族的沉重的苦难培育着他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
旗人之家
老舍一家都在旗籍：父亲舒永寿属正红旗，母亲马氏属正huáng旗;他的亲戚中，大姐丈一家也在旗籍，大姐丈名义上是骁骑校(骑兵里的小军官)，虽然事实上并不在军中服役;同老舍一家住在一起的姑母也是旗人，虽然幼年的老舍一直未弄清楚姑父的具体身份，但姑父去世以后，姑母每月领好几份钱粮却是事实。
旗人是满人的代称。做为一种军事编制的八旗制，是一六一五年由奴尔哈赤确立的。以旗的颜色组成兵团，有正huáng、镶huáng、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是为八旗。奴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以子侄为代，分别统率各旗，称为八和硕贝勒。八旗制把满族的男人都编入兵团终生服役，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这种军制把满人严密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生产和战斗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这对于满族军事力量的发展，在当初是有重要意义的。这种军制在满族大军攻入关内，灭了明朝，建立清朝以后，并未取消。清朝统治者在北京建立了政权以后，即将其圈占的一部分旗地分配给满族兵丁，同时又规定八旗官兵粮饷制度，按月发给饷银，每年发给饷米，是为“钱粮”。如同任何事物无不包含有两重性一样，八旗制到后来也逐渐地走向了它的反面。清政府为保持八旗兵的战斗力，规定八旗人丁必须聚居京城和其它驻防地，不得擅自远离，更不许参与工商业活动。这些规定，束缚了旗人的手脚，使他们逐渐丧失了自谋生计的能力，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加之，旗人分得的份地是固定的，“增丁不加，减丁不退”，八旗兵的编制又不能无限扩大，这样一来，新增加的人丁不能全部当兵领饷，也不可能再度分到土地，清政府又限制他们自由营生，结果迫使大批八旗“余丁”陷入无以为生的绝境。八旗制发展到后来，成为满族人民的一种桎梏，它使一部分满族走向腐化、衰朽，它使大部分满族人丁落入贫困的深渊。
对于旗人荒嬉奢侈的景况，少年的老舍是亲眼看见了的，他曾经在最后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这样记述了他少年时期的印象：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必须看着天空。万一有那么一只掉了队的鸽子，飞的很低，东张西望，分明是十分疲乏，急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见此光景，就是身带十万火急的军令，他也得飞跑回家，放起几只鸽子，把那只自天而降的‘元宝’裹了下来。能够这样俘获一只别人家的鸽子，对大姐夫来说，实在是最大最美的享受!至于因此而引起纠纷，那，他就敢拿刀动杖，舍命不舍鸽子，吓得大姐浑身颤抖。
是，他们老爷儿俩都有聪明、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gān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注：《正红旗下》。)
当然，给予老舍以深刻印象的不只是旗人的荒嬉，更多的还是旗人的贫困。
老舍一家属于旗人中的下层。他们一家的经济来源都仗着父亲的三两银子月饷和chūn秋两季发下来的老米，多亏母亲会勤俭持家，这点微薄的收入，才勉qiáng维持一家的生计。父亲去世之后，按规定寡妇钱饷每月只有一两五银子，加上哥哥还可以领一两五，一共三两银子。这对于四口之家，是太困难了。(注：据舒乙著《老舍的童年》记述：“老舍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算上他这个‘老’儿子，一共八名。后来长大成人的只有八分之五——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和他自己。”大姐、二姐出嫁以后，家里剩下三姐、三哥、老舍和母亲。)老舍后来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象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注：《勤俭持家》，1961年2月12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