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艺术上的得失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长篇小说的处女作。这个作品显示着作者掩抑不住的艺术才华，同时也表现着艺术上的不够成熟。
在结构上，作者试图把中国传统小说的技法同欧洲现代小说的技法熔为一炉，但由于初创，这种结合并不是十分自然和谐的。作品的开头以概括叙述的方式介绍主人公老张，类如中国传统说唱文学的“楔子”，然后各章依次展开对人物的描述，结尾则大体上对书中主要人物均有所jiāo代，做到有头有尾，首尾相顾。中间部分，作者借鉴欧洲小说的技法，主要是狄更斯某些小说结构上的技法，做多种头绪的展开，以扩展作品的容量。统观全书，它的情节线索是两个，李老人、李静同老张的矛盾及其发展是一条线索，龙树古、龙凤同老张的矛盾及其发展为又一条线索，前者为主，后者为副，纵横jiāo织，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生活的图画。这本来是很严密的构思，但中间又插入王德在报馆做校对、记者一条线索，引出蓝小山，而在结尾处又扔掉这条线索，来也突兀，去也突兀。这种头绪过分繁多的情形，固然一方面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内容，但处理不好就容易形成“散钱无串”的样子。对于这一点，老舍自己也是不满意的，他说：“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他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赵子曰》的结构比《老张的哲学》有了明显的进步。全书以王女士的遭遇为中心线索，她在书的开头并未露面，但人们都谈到她，她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书各种人物关系的支撑点，设若没有了她，人物关系就无所依凭。作者的艺术匠心还表现在：虽然人们都提到她，却谁也没有说破其中隐情，谁也没有说清她是什么样的人，这就为全书构成了一个悬念，直到最后一章，由她给李景纯的信里，自道身世，读者才恍然大悟，于是以前若隐若现、闪烁不定的蛛丝马迹才一一有了着落。当然，这是就整体而言，如果就每一章说，其中也还有一些可有可无的赘笔。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幽默与讽刺。“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使这两部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老舍是以讽刺和幽默而独标文坛的。
在中国小说史上，讽刺小说是古已有之的;《儒林外史》和清末的“谴责小说”都属于讽刺小说之列。《儒林外史》的讽刺“慼而能谐，婉而多讽”，“含蓄蕴藉”，是讽刺小说的上乘之作;后来的“谴责小说”虽本于《儒林外史》，但“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艺术上走入末流。“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讽刺小说以崭新的姿态在文坛上出现并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是新文学史上讽刺文学的又一个重要成果。
朱自清认为：《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在个性描写的鲜明性上，近于《儒林外史》;这两部书与“谴责小说”不同的地方，它们不是杂集话柄而是性格的扩大描写，在这一点上，又有些象《阿Q正传》。(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这些意见，指出了老舍艺术上的继承关系，无疑是很jīng到的。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作品中的“讽刺的情调”的造成，既有对前人、同时代作家讽刺艺术的借鉴，也有他自己的创造。他的讽刺和幽默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他是这样描述老张的肖像的：
老张的身材按营造尺是五尺二寸，恰合当兵的尺寸。不但身量这么适当，而且腰板直挺，当他受教员检定的时候，确经检定委员的证明他是“脊椎动物”。红红的一张脸，微点着几粒黑痣;按《麻衣相法》说，主多材多艺。两道粗眉连成一线，黑丛丛的遮着两只小猪眼睛。一尺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着，好似柳条上倒挂的鸣蝉。一张薄嘴，下嘴唇往上翻着，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渐形垂落的大门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错认成一个夹馅的烧饼。左脸高仰，右耳几乎扛在肩头，以表示着师位的尊严。
这种肖像描写，有几个特点：对象的某些特征，往往经过了某些廓大或变形，结果就显示了其中的不匀调或丑陋的因素，造成一种近于怪诞的印象;描述之中，夹以主观的、近于戏谑的讥评，透露着作者褒贬的感情色彩。在《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运用：或者是温婉的嘲讽，或者是辛辣的讥评，或者是毁灭性的bào露。庄重的笔墨下面隐含着嬉笑怒骂的内容，在嬉笑怒骂之中，又流露着作者莫可如何的酸楚。
早期作品中的讽刺与幽默，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在某些笔法上，“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辞气浮露，不够蕴藉，影响了讽刺的感染力。对于这一点作家早有所察觉。他说：“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并不懂得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如果讽刺只引起笑而不促使读者深思，或者一味夸张而使读者产生疑窦，不能算做好的讽刺。小说中写老张为节省家中的茶水，以致选择沿护城河的路走，以便边走边喝，即是夸张失度之一例。夸张而不过火，幽默力避油滑，这在老舍前两部作品中还是未能解决好的一个课题。
第四章 对“破碎也还可爱的中国”的沉思——《二马》
《二马》是老舍客居伦敦时写作的最后一个长篇。最初由《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五月)开始连载，同年第二十卷第十二号续完。《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描述的是军阀统治下北平市民群众以及青年学生的生活景况，比较着重于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现实;《二马》则把视线转向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欺压和凌rǔ。《二马》的中心，是描述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店时的生活和遭遇，就中也就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现实，特别是深入描述了由于祖国的衰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屈rǔ，表现了作者深沉的爱国主义jīng神;作品还在对比中探索了中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问题。
《二马》是以作者在异邦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写成的。流动于作品中的作者的感情是悲怆而又激愤的。做为一个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的学者，目睹中国人在伦敦的非人的境遇以及所受到的侮rǔ，引起他感情上的痛苦，是极自然的。他渴望中国富qiáng、qiáng大;渴望中国人坚毅、有为。在《二马》中，有时甚至于直接诉诸议论的文字，表述他深广的忧思和痛苦：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qiáng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