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附近有铸铁锅的，并且铸得很好。这是由广西到贵州第一次看见我们自己制的铁器。北方逢些五排十叫赶集;四川、贵州叫赶场;广西叫赶墟。我每次到场上去看，真是觉得我们太落后了。不要说电器东西看不见，就是钢铁的东西都很难看见，有时有几件东西也是由外国来的。这一次我看见能制造铁锅的地方真是高兴极了!这也表明附近有铁矿已经开采了。我们有许多地方都有五金矿和属于金、银、钢、铁、锡一类东西，只是我们迷信太甚，在这里开，破坏这一家风水;在那里开，又破坏那一家的风水。这一种糊涂迷信的办法，把我们害得很厉害。在这种深山之中，能够开采铁矿的是很好的一种希望。
我到镇远看了志书，知道这名称顶不妥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上，有民族主义一章，明明说着“国内各民族平等”，早就应当把满清时代压迫弱小民族的办法取消了才对，如镇远、平番等名称，真是要不得。说镇远，镇什么远?说平番，平什么番?若说一句公道话，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名词，完全是侵略人的名义。这里有位专员姓华，jīng明而有经验。我在这里看了队伍，也讲了话。华专员对我说：镇远这个地方就是地广人稀，他觉得征兵太困难了。若去抓去捆，惹起很大的恶感来;不去抓，不去捆，上面的命令，一个跟着一个，好像催命符一样。今天记小过，明天就记大过，后天就是革职留任。bī得人没有一点办法，万不得已，只可飞签火票的差人下乡，见人就抓罢了。他一面说着，一面像很为难的样子。我马上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说：“对于前方作战的官兵要特别优待才行，因为这些士兵征了来太不容易了。”
华专员介绍了一个人叫王天锡，他是曾当过师长的，他的哥哥王天培做过第七军军长，是被蒋介石枪决了的。现在王天锡在他的乡间种了廿万株桐子树，已有五六年，结了桐子，打了桐油，一株树每年可以得一元的收获。他又在家乡开了一个金矿，一星期可以出二十两矿金。从贵州的镇远到湘西的桃源，这一道山脉有很厚的矿金，若开采出来是无穷的富源。一个私人都能开一个金矿，若是国家提倡办理，把各地逃难的难民多发给工资，来开金矿，所得的金子来买飞机炸敌人，这不是很好的事吗?我把这个意见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回电叫王天锡到重庆去。后来也没有听见什么消息。王天锡对我说：“只是委了我军事参议会的参议。”他因为在重庆住不下去，又跑贵州来了。由镇远回到贵阳，有人说花溪有的苗族跳舞会，可以去看一看。苗人跳舞可以说是很原始的，面上戴着假面具，身上穿一件破旧花布衣服，腰间两片盖腿裙子，手中拿一把刀或一杆木枪，走来走去，鼓也是咚咚的一二个点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想几千年来被压迫得喘不出气来，连活着都不容易，还有什么心肠去跳舞呢?有时来跳，也不过是压迫阶级要拿着他们开心取乐换换口味而已。本来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各族平等，在中山先生死后，他的叛徒是只会说不能行的。
顺便看看苗族同胞住的地方，他们的房子真是八下透风，一点不暖。牛在下边，人在上边，捆几条木板子，牛粪气味很大，还有什么卫生的讲究?简直是人间地狱，拿着人不当人待，莫此为甚。多少年的官吏对待苗人，不是杀戮，便是剥削，决没一点为他们谋什么幸福的打算。
过遵义县，此间距四川已近，文化比贵州全省都高一些，读书人多。此地许多绅士也来见过，并谈了很多地方上艰苦的情形，尤其是抓兵的事，地方上的人们觉得难过。
第二日，在操场看军队，正在讲话，看见有七个兵晕倒了。我走过去看看，知道冻得不能站立而倒的。因为当时正是阳历一月底是正冷的天气，士兵穿的破单布衣裤。我当时把他们照了相，又把这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去说明，这样冷的天气不发棉衣是不成的。
我在遵义县的旅馆里住，有上海的几个青年来找我说，他们由上海来要到重庆去，路过这里有检查的人说他们带的书是犯法的。后来知道那些书都是抗战歌曲一类的书，检查的人硬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送到县党部，现在要把他们解押到贵州省党部去。我听了这话，找了县党部的人问问是什么缘故?他们说：“近来青年们经过四川到陕北大学的人去的太多了，不能不设法留难他们。”我问：“什么理由?”他们就拿青年们所带的书作凭据，说：“不应当拿这种不好的书。”我问：“这书怎么不好呢?”他们说：“读这种书有共产党的嫌疑。”那几个青年都曾经在上海听过我的讲话，他们这时求我救他们。我说：“你们先跟他们到贵州省党部去，我设法救你们。”不久我从四川回来还到贵阳，我把他们保出来了。这几个青年以后有的在政府做事，有的在军队做事，实在说起来，连半点共产党的嫌疑也没有，硬要把人家扣押起来。我记得有一个跟张自忠将军去了，在张将军那里当排长和日本人打仗阵亡的。像这样残害青年的事，非常普遍，听说就在遵义这一个地方就扣押了青年两千人左右，都是广东、广西、江苏、浙江要去重庆的青年。他们硬说，这些青年是要到陕北去，这些青年们为了他们不欲做亡国奴，不怕艰难困苦地向重庆跑，还走在半路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扣在这里怎么生活?这是有意毁害青年哪!
第33章 利用特务毁害文武官吏
我到了桐梓县，那里的县长是山东人，名字叫孔福民，他在这一县做得很好。跟我来的朋友，有人专门担任社会调查，因此知道这孔福民在他的县公署里，对于伙食的分派是用百分法，如同县长一个月收入二百元，他伙食费以收入百分之二十摊钱，县长就出四十元;工人呢，一月十元就出两元钱。大家吃饭在一起，菜饭全是一样的，赚钱多的多摊，少的少摊，这样工人们就都很高兴。乡间有什么人告状，孔县长就带了个秘书，一个人骑一辆脚踏车下乡，把事情问一问，该了结的了结，该说合的说合，因此地方上的人对于孔县长是很佩服。我把孔县长种种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第二天就得一个电报是嘉奖孔县长的。
后来不久，孔福民调升遵义县县长，没有几个月孔福民就坐了监。很久以后，我又在重庆见了孔福民，他是到重庆复兴关受训的。我问孔：“听说你做遵义县长，被人拿了你去坐监，是为什么呀?”孔说：“那件事太冤枉也太笑话了。”桐梓县是个三等县，遵义县是个一等县，孔被调升遵义县，重庆就有人给他介绍人到县公署做事，来的人要当秘书，孔叫那个人做了科长。那个人很不高兴，过了两个星期，就由重庆来了电报，说孔福民是共产党而且跟他来的人也是共产党，就这样坐了监。当时孔福民就给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写信说，不论犯了什么罪应当问一问，不能关在监里一句不问就算了。过了几个月吴鼎昌把孔福民叫到贵阳省城，孔问吴：“我犯的是什么罪?”吴说：“他们要做你的县长，你就是犯的这个罪。”没有几天吴鼎昌就放孔为独山县长。日本人攻独山的时候，独山城里大半被炸毁了，孔福民在城外山坡上搭一个草棚子办公。日本人返回去，孔福民就升了专员。孔的亲戚结婚，请孔做主婚人。女家那边也有一位主婚人，就是要在遵义县当秘书，孔福民放他当科长的人。婚礼之后，就吃酒，彼此吃酒很多，女家的主婚人对孔说：“我实在对不起你。”孔说：“没有什么。”女家的主婚人说：“我到遵义县来要当秘书，你放我当科长。我不愿意，因为我是特务，我就报告你是共产党，你就下了监，吃了苦。经过多少波折，你当了专员，今天我们做了亲戚，我对你说，我今天良心发现，我太对不住你了!”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并说：“我做了不是人的事，是给人当狗的事。”孔福民一面对我说着，一面摇头说：“悲哀呀!黑暗到万分，但是我们做小事的人不敢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