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长沙到常德，再往益阳的路上一个小县看了周震鳞先生。他对我说：“军队的军纪太坏了，老百姓简直的不能活。军队要吃鱼，他不到塘里去摸，他们把塘里的水都放了，这一来塘里所有的鱼都弄走了。鱼都弄走了，还不要紧，最厉害的是水没有了，将来栽秧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吃鱼，简直是要人的命。”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很重要，马上我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介石回电说：“已叫军政部派人去查了。”
到了益阳附近，看见贵州省送来的新兵，每人都背着一条毯子，人人都是面huáng肌瘦，风大一点都可能刮躺下了。有些有病的，就掷在路旁无人闻问，还有没死的兵，就被他们的官长埋在土里。我看这种情形，真是破坏抗战，只使敌人欢喜。我也把这些一件一件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蒋总是回电说：“已经命令该管机关改善了。”若是实在地看看，真是一点也没改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坏。
到了常德，是蒋介石的心腹酆悌领着一二十人来接我。我在常德对着酆悌训练的几千保甲长讲了话。酆悌这种的训练完全是法西斯化，是完全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学的。在常德我住了一天，没有一个常德人来见我，只有一位临沣县的绅士姓侯的来见我。侯先生说邺悌下了命令，不许人来见先生，谁来见先生就枪决谁。酆悌为什么下这个命令，我一点也不明白。第二天午前我到东门外长老会的医院里，看一个病人。医院的医生对我说：“今天有一班护士毕业，有六七桌客人，请先生和我们一起用饭。”吃饭的时候，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位师范的校长，他们两个人找我到另一个屋子去谈话。他们说：“您还记得不记得，民国八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您教我们军事操练，我们永远不忘您的好处。我们想这次您来了，我们想看看您，可是酆悌有命令说：‘谁要去看冯某某，就枪决谁。’您不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吗?酆也是国民党，为什么他就这样呢?我们不懂，但是我告诉您，我们常德人恨透了他了，可是谁也不敢说话。”在吃饭的时候，医院的医生、护士及一切院中人，对待我都同家人一样，非常亲热。
由常德到西三十里的陬市看军队。听说到贵州的汽车路有些地方很窄，必须预先打通电话，那边的汽车停住，这边的汽车方能开过去，然后这边的汽车停，那边的汽车再开过来。这样行起车来，很不方便，我想还是走湖南、广西，再转贵州好，因此又回到长沙。
从长沙到宝庆，给那里的军队讲话。我看那些兵们都冻得很厉害，我知道那个带兵司令曾当过何应钦的参谋长，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士兵去领衣服?这位司令回答说：“领衣服的公事批回来了，可以去领，因为军政部里，那些办事的人们第一是叫我花钱，第二是叫我送礼，不这样衣服不发给我。”接着他又说：“今天的政治，算是黑暗到万分了，什么道理都不讲，非花钱不能办事。”我把他的名字和所说的话，一条一条都记下来，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的电报说：“已经派人查发了。”好久还是没有发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使这些士兵受冻受饿。
在宝庆附近的小山上，有一片很好的小房子，有一百多位苏联的空军军官住在这里，都是从苏联刚来到的。他们每天都驾着飞机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他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励志社huáng仁霖那班人负责，并且监视得很严密。我同苏联的朋友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并且慰劳他们几句话。苏联国在我们抗战的时候，不但帮我们的飞机，并且派了航空人员，来帮我们作战。在这个时候，美国还是在卖废铜烂铁汽油给日本人呢，这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在这里的中国空军人员对我说：“苏联空军人员对于作战特别好。”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苏联空军人员值班的时候，就在飞机上睡觉，不下来，一有命令马上起飞，神速得很。”中国空军人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良好的习惯呢!
到了衡山，湖南主席张治中先生在那里办的有个训练团，都是青年保甲长，大约有五千人，很整齐，很有jīng神。我在那里讲了一段话。这般人员若真的教他们抗战的办法，打游击的办法，将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好的;可惜的是期限太短，战斗教练的时间又不长，收的效果一定不多。我也在衡阳城附近看过几部分军队，都是jīng神太差。根本原因，连官带兵，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又加上待遇不平等。原因是存心不抗战，全是敷衍;怎么会有成效呢?我把在湖南看军队的情形，一项一项地记起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且请他特别注意以下的事：一、待遇必须平等，不可是嫡系就优待，不是嫡系就冷待;二、所有官兵必须吃得饱穿得暖，不能使他们面huáng肌瘦，连走路都走不动，那怎么能打仗呢?三、军队的官长家里都有父母妻室儿女，他们还靠这些军官养活着，必须想到这一点;四、军政机关批公事，发东西、领东西，不能要人的钱，要人送礼，这一件事不改革，必然走到贿赂公行的地步;五、伤兵在医院里头待遇太不好，需要改良办法。以上各点关系特别重要，都是马上非改革不可。电报去了没有回电;我又打一电报，问某某电收到没有，结果说收到了，就算完事。
第29章 武汉失守后
我从湖南衡阳出发，经过零陵，看见李烈钧将军，李说：“你到广西，我随后也到桂林来。”在李将军看，武汉决守不住;因为蒋介石的军队决不能打仗。并说到蒋、汪、何三个人，勾结起来，每天同日本人都有来往。我回答李将军：“蒋介石若抗战，我先拥护他;他若投降日本，我们就起来抗日。李济深将军可以在华南发动;协和将军，你可以在华中发动;我自己可以到华北与八路军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李将军说：“覃振在长沙同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抗日，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只有不顾一切地来拥护他。有一天，他们不抗日了，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我由零陵到了桂林。在路上过一道河，真是困难极了。有一个小汽船，没有人负责任，后来找着人了，又没有汽油;把汽油找了来已经两点多钟了。要比我在宝庆看见的苏联的航空人员值班的人，无论昼夜都在飞机上，真有天地之别了。在广西省政府的大礼堂，对一些文武官吏讲的话，总是说：“非抗日到底不可。”因为桂林新近开了好几个城门，一有空袭，四面八方都可以出去。我恭维他们，是老百姓喜欢的事，你们就肯做。
在桂林住在一个招待所内，房子很讲究，又是很新的一个大楼。这一天正是蒋百里先生从长沙到这里来，他约我同他谈话。蒋百里说：“大局如此，还希望大家对蒋介石多说话。”我说：“你知道说了话，没有效，当面他答应了你但又不办，你有什么办法?”蒋百里说：“你看这汽车路多么坏，路上的石头块都高出四五寸，这样走车，车胎当然坏得很快，车胎买好的是外国东西，若用石灰修汽车路，不管人工，石头和石灰都是中国的，这个钱就用在中国人手中;比较坏了汽车胎，还得买外国的，那就qiáng得多了。蒋介石到哪里去，都是坐飞机，汽车路如何的坏，他不知道。”我说：“百里先生，你这话很对，要大家都说，一个人说是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