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_孙郁【完结】(34)

2019-03-10  作者|标签:孙郁

  日本人的气质与文化个性,使周氏兄弟共同看到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弱点。两者的反差之大,令人不禁感慨良多。鲁迅曾和内山完造说过:“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做‘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全日本,但必须要买到这种药。这回病好了,我就要来提这件事。”[12]中国人许多致命的弱点,是旧文化与专制的结果,这种文化与专制政体,使人丧失了创造的机能,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内驱力。而鲁迅从日本人那里,却看到了其朝气蓬勃的一面,日本敢于摄取域外文明的手段,在鲁迅看来,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学习他人,恐很难站立起来。周作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觉得,日本所以能很快从东方文化的锁国状态中进入“近代文明”,其国民性的优点有一定的作用。他于《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说:“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jīng神。……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有了人情,不被太多的历史重负所压,便会有生命的活力。在周作人看来,人情味浓,是一个民族团结向上的基础。日本人善于模仿,敢于和封闭决裂,实为中国的典范。中华民族太多的虚伪,太多的涂饰,于是便造就着一批又一批无人情、而又丧失创造力的愚民。所以他叹道:“我是爱日本的,我重复地说。但我也爱中国,因为这是命运指定给我居住的地方,日本的生活大半是我所喜欢的,山紫水明的风景亦时见于梦寐,但我愿住在这混乱可怕的、荒凉可怕的北京,愿俟huáng河之清似的等我们自己把它整理起来,变成可以住的地方,将就地住着。别人整理好的地方我们看了确是可爱,不过不愿逍遥安住,虽然时时见之梦寐。只可惜中国人太不长进,太多无耻的正人君子,弄得中国渐像猪圈,使我们不得不切齿于这些不肖子孙,诅咒这混沌的中国。有所爱便不能无所恨。真是爱中国者自然诅咒中国,正如真爱日本的中国人也非彻底的排日派不可。”[13]

  似乎鲁迅也和友人谈及过此点,说他喜欢日本人的某种气质。但翻一翻他的书信,和晚年的文化兴趣,日本对他并不具有吸引力。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实际上,他从心灵深处,对日本国民的气质,有着一种警觉,认为日本人的个性中亦有许多非文明的因素,例如男女的不平等、急躁、东方式的集权等等。当日本侵略了东三省、并在国内杀害小林多喜二这样的艺术家时,他深为痛恨,似乎也从中看到了东方人骨子里的非现代化的劣迹。关于此点,周作人更为清楚。站在人类文化的大视野角度上,他从骨子里喜爱日本的风俗人情,但这个民族进取过程中的残酷的一面,他又深为不满。典型的例子是对日本的《顺天时报》的抨击,可见出他对日本人负面性格的反感。1927年,周作人看到《顺天时报》多次造谣污rǔ中国人,主动站出来,斥责日本新闻界的丑行。在《语丝》第133期发表的《擦背与贞操》中,他很不客气地批评日本人的陋习,认为故意攻击中国人的某些习性,用心卑劣,实际上,这些习性在日本也存在着。不多看看本国情形,而专以指摘中国为快意,是不道德的,云云。这是周作人很少有过的火气十足的文章。在民族感的方面,至少20年代,他还是十分清醒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拒绝接触日本优良的文化,这是他大度的一面。鲁迅对日本人的真诚、认真的背后所隐藏的骄傲的情绪,也是有反感的。这种傲气,其实和日本人富有人情味儿,互为因果。《藤野先生》记录藤野严九郎的可爱、富于同情心的情节,我们读起来备感亲切,可看出日本正直者的博爱的一面。而另一些歧视、诬蔑弱国人的霸气,鲁迅却深恶痛绝。周氏兄弟对日本人的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基于中国人的自尊感,另一方面,是人类普遍的道义jīng神的本能反she。周氏兄弟没有仅仅把日本当成自己唯一的jīng神参照,他们后来转向对西方文化的深入思考,我想,也有此种因素的作用吧。日本实在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受复杂的国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像日本那样,与中华文明有着如此亲切的关联,又有着如此尖锐的冲突。人们说中日两国友好容易理解难,不无道理。

  对周氏兄弟而言,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认识日本,而是通过日本来认识世界,理解人类自身,这是重要的。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日本之外的国度的打量。以日本为中介,确立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这大概才是主要的目的。由于日本在改革上的成效,使鲁迅兄弟看到了中国的思路,又由于日本改革中的负面因素,周氏兄弟便更坚定了其人道主义的信心。鲁迅认为,对中国乃至亚洲而言,重要的在于“立人”,是人的个性的解放。没有“立人”与个性解放,要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生命价值,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存在,使“五四”的先驱们,看到了改革的迫切,也看到了近代化要注意的根本问题。虽然,两人都没有找到疗效的根本,但至少从文化的互证上,都看到了一丝微弱的曙光。

  注 释

  [1]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鲁迅全集》第六卷,6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瓜豆集·东京的书店》。

  [4] 转引自周作人:《永日集》,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 周作人:《情诗》,转引自《雨中的人生》,33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6]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40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7] 《鲁迅全集》第一卷,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鲁迅全集》第十卷,2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

  [10]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11] 张铁荣:《周作人平议》,3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 岛崎藤村:《鲁迅的话》,花启清译,《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

  [13] 周作人:《神户通信·按语》。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困顿,肩负着因袭的重担,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领略到了人生最大的哀痛。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青年时代的鲁迅,像许多天真的孩子一样,做过一些美好的梦。他有过朦朦胧胧的神圣的情感,也有过对未来生活的各种憧憬。在异国的生活中,这种青chūn时代固有的激情,我想不是没有撞击过他的心头。但他不是一个情感过于外露的人,他的情感方式依然带有中国人的传统的含蓄意味。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自觉地牵引着他。在自我的感情世界里,他多少还停留在旧的基点上。爱情这块迷人的圣地,在他那里还是一块陌生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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