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_孙郁【完结】(33)

2019-03-10  作者|标签:孙郁

  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当两国的jiāo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8]

  我从这悲凉的语气中,感受到了这颗灵魂的伟大。用别国的火,来煮自己的肉,使国人不再盲目地囚于历史的牢笼中,这是怎样的悲壮之举!这种心中裹着一团火的殉道感,在20世纪的文人中,是典型的代表吧?你读一读他的文章,从来没有悠然的自娱,永远是一种紧张,是对国人心灵的诘难,这种近于自nüè又残酷地审视他人的目光,使我们常常获得一种猛醒的快慰。而在周作人那儿,是很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

  但这并不是说周作人过于绅士,过于儒雅,他其实何尝不理解其兄的苦境?在对域外文化的译介中,周作人对鲁迅的了解,大约比同代的许多人都更要清楚。但他的性格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会像其兄那样具有qiáng烈的参与感和承担感,像鲁迅似的在血与火之中承受苦难,且自愿在黑暗中战叫。鲁迅之于周作人,是可理解之,同情之,却难以学之。周作人在理性的层面上倾向于鲁迅的某些格调,但在情感达成方式上,不会也不可能做到自nüè和自嘲。周作人似乎过于冷静,他的不动声色甚至使我对其内心的平和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何以有着这样的超然?当面对诸多域外思cháo和国内无边的苦海时,他的教授式的不动声色与娓娓而谈,确实表明了他文化观上的一种成熟。读周作人的译著和翻译介绍文章,总忘不了他那种温文尔雅的神姿,他似乎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告诉学生,这儿好,那儿对;不要这样,应该那样,等等。这种个性,在他那儿是有一个过程的。诚如他所说,在译介域外文化上,开始受林纾影响,后听章太炎的讲论,又发生了变化。面对诸多学术思想和外来文化,他喜欢得多,择其优点而用之。但思路因此变杂,便生出诸多烦恼。《山中杂信》云:“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这困苦在青年时代如斯,晚年恐亦有其因素,不过后来稍淡而已。尽管是矛盾的心情对待外来文化,但希望用它们来改造中国人的气质,与鲁迅是相近的。所以他说:“凡有各国的思想在中国都应该介绍研究,与希伯来对立的希腊思想,与中国关系极深的印度思想等,尤为重要:现在因为有圣书译本的一层关系,所以我先将他提出来讲,希望引起研究的兴味,并不是因为看轻别种的思想。中国旧思想的弊病,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发展;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9]这样的语气是温和的,与鲁迅比,在态度上至少是不带更qiáng的色彩的。他的清醒和内省,严格说,与鲁迅比是不差上下的。

  周作人对中国文化落后一面的认识,也异常的准确。但他对文化上的怨恨主义,却抱有一种警觉,不愿意以bào力的话语直面生活。在分析中国与俄国文化的时候,他叹道:“中国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艺上只引起两种影响,一是赏玩,一是怨恨。喜欢表现残酷的情景那种病理的倾向,在被迫害的国如俄国波兰的文学中,原来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国的多是一种玩世(Cynical)态度,这是民族衰老,习于苦痛的征候。怨恨本不能绝对的说是不好,但概括的怨恨实在与文学的根本有冲突的地方。”[10]周作人在这里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文学或文化的某种症结,又表明了他的一种价值择取态度。否认怨恨,就jīng神基调上来讲,是现代人文jīng神可贵的东西,周作人可以说很早就领略了其中的要义。但倘若遇到黑暗的压迫,难道不反抗么?这是一个矛盾,他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一点,逃避仇视与苦难,其实往往招致更多的苦难。我想,至少在一点上,鲁迅高于弟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环境里,绝对的超然,岂不是儿童的幻想?鲁迅时时提醒人们,不忘身边的恶势力,且一直注意译介抗恶的文学,便是生活的需要所致。周作人也译过一些抗恶的作品,但他更多还是注意纯粹jīng神价值的东西,这对他而言,是一种理性的愉悦。我觉得,这种愉悦感,在未来自由发达的世界里,或许会更受人喜爱,周作人超前的价值态度,实际上在当代已引起了人们不少的兴趣。但是,当置身于几千年古老民族的沼泽里时,我觉得可以唤起我的内觉与希望的,却是鲁迅。鲁夫子太残酷了,他不仅把中国人的苦难展现给你,而且也把世界上的反抗绝望的诸多灵魂也展示给你。他没有告诉你明天是什么,爱是什么,却把对付苦难的方式传染给了你。周作人则轻松得多了,那种和风细雨的吟唱,或许永远属于士大夫阶层与读书人阶层。在这一阶层里,他为人提供的,比同时代的许多人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但他不属于农民,工人,不属于下层的劳动者。而鲁迅,却偏偏站在了人间一切受难者的一边,他的博大的胸怀所散出的热力,对我们是那样的亲切和温暖。

  或许,只有在这个基点上,我们对周氏兄弟接受外来文明的态度,以及自塑人格时的价值标准,才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吧?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道路,虽然都意识到了一个目标,但怎样到达这一目标,却殊多不同考虑。整整一百年了,知识分子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即使是像周氏兄弟这样的人,依然如此不同,我们新文化的道路的漫长与曲折,便可想而知了。

  我总觉得,在大量引进域外文明中,最能显示两人境界和态度的,是对日本的看法。周氏兄弟的译文,大多是靠日文转译的,而介绍日本文化,在两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鲁迅的藏书中,日文所占比例,比其他语种要多些,而所译的日文著作,也较可观。周作人有译著30多种,日本文学比例占五分之三。[11]可见日本文化在兄弟俩那里,确是jīng神视野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鲁迅曾介绍过或接触过小泉八云、夏目漱石、森欧外、德富苏峰、野口米次郎、长谷川如是闲、厨川白村、片上伸、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鹤见祐辅、内山完造、青木正儿、jú池宽、芥川龙之介、小林多喜二、立野信之、增田涉、盐谷温、guī井胜一郎、山上正义、井上红梅等。周作人接触得更多,除了鲁迅关注过的一些作家他喜爱外,还接触过江马修、与谢野晶子、石川啄木、国木田独步、铃木三重吉、长与善郎、志贺直哉、千家元■、佐藤chūn夫、加藤武雄等人的作品,并将他们的佳作译出。他先后翻译过《古事记》、《狂言十番》、《平家物语》、《枕草子》、《如梦记》等一大批日本作品,兴趣之广,之大,都是少见的。周作人比鲁迅更爱谈日本的文化,仅专谈日本人个性的文章,就有几十篇。日本最令人难忘的是什么呢?周氏兄弟各有所好,感觉时而相近,时而弥远。鲁迅几乎没有一篇专谈日本文化的文章,他的日本观,大多散见于书信、言谈和某些文章的夹缝中。最典型的,是介绍日本文化的译后记,但也一闪而过,未有深究。而周作人则写过《日本与中国》、《谈日本文化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日本的诗歌》、《日本的人情美》、《日本管窥》、《日本的衣食住》诸文。连日本人也承认,周作人是深知这个民族的个性的。他不是从大文化的概念入手,去看这个岛国文化,而是从其风俗人情和衣食住行中,体味其特有的生存状态和jīng神风貌。日本给鲁迅的感情十分复杂,他一方面看到了这个民族自我更新的内驱力,同时又对其偏狭的东方主义,有着拒绝的态度。周作人也有类似的感觉,但坦率讲,好感还是多于其他,他觉得日本的人情味和创作jīng神,为中国所少有,很值得借鉴。他选择了日本女人为妻子,也是对该民族真诚的一面喜爱的因素所使然。不管周作人与哥哥有怎样的差别,至少在一个方面,他们是有共识的:以日本为参照,可以找到中国近代化的途径。这是一种文化的互证,不论对日本是喜爱还是疏离,唯因它的存在,中国人才看到了接受近代文明的必然。在“被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确是我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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