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_孙郁【完结】(13)

2019-03-10  作者|标签:孙郁

  这诗名气很大,是目前看到的他最早的、也是最动人的抒怀之作。诗比此前的《庚子送灶纪事》、《祭书神文》、《别诸弟》等,境界与气魄均阔大,情思也高于前人。记得huáng遵宪、梁启超等人,曾有过类似的爱国诗作,但无论气韵还是风骨,乃至社会影响,均不及鲁迅著名。这固然与他后来文泽后人、声名益远有关,但诗的功夫好、性情别致,当为首要因素吧。历来注释此诗者,对其微言大义,解释得常常不一,可肯定作者志向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我觉得鲁迅之为鲁迅,此诗是个标志。倘没有东京那样的环境,是写不出此类绝句的。这诗既是己身的写照,也是爱国众游子内心的剖白。个人与民族,人生与社会,既沉重又悲怆,一种欲以生命拯救己身与祖国的爱意,在此间奔腾着。历代咏史与爱国之作,鲜有此诗这般磅礴大气。一边是茫茫苦难之海,一边是赴死成仁的志士,一动一静,在这儿苍然jiāo织着。当一个衰弱的民族已难蠕动残身而自立的时候,听到她怀中长大的游子如此殷殷的歌哭,那是怎样令人怆然泪下啊!《自题小像》是一曲苍郁低沉而又雄浑的jiāo响,没有哪一首诗,能这样唤起人们如此的幡然自省的情感。黑暗的长夜,无奈的逃遁,不渝的爱意,誓死的决心,都在此喷吐出来。晚清以后,中国文人多悲苦之音,惟此诗情境深邃,不哀哀切切,不自恋伤感,其调高古,又有不羁的情致。屈原的长叹,杜甫的悲咏,似乎亦无鲁迅此诗那样浩然大气。它确乎有传统诗的痕迹,但格调却是现代的,有理想主义意识,读之令人心魂俱动,仿佛深海里chuī来的飓风,摇dàng之后,散着不尽的凉意。

  这是鲁迅思想重要的分水岭,此后所留下的文字,虽少了年轻人的血气,但气韵大抵是沿此而下的,直到晚年,亦有此种豪气。这豪气的来源,有传统的一面,如庄子、屈原,但另一面,与当时接触大量làng漫主义诗人的作品有关。拜伦、尼采等人的作品,他已开始注意了,所购之书甚多,每每留意的,多是域外有反抗意志的书,稍长,渐染此习,心性也豪迈起来。又因为是穷中国人,不忘自己是“奴隶”的后代,那心境,也就忧患悲慨起来。当时他很注意的是尼采,那种以意志为内驱力的诗文,鲁迅是喜欢的,而欧洲“摩罗”派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作,于他也有亲密的情感。那时他读了多少“摩罗”诗歌,我们已难知晓,可《自题小像》弦外之音的不同于中国旧诗内蕴的东西,显然是域外jīng神熏陶所致。倘不考察“摩罗”诗人传统的影响,对此诗的理解,大概是会流于片面的。

  谈及此诗,我想起他那时“尚武”的jīng神。在弘文学院,他曾随日本的嘉纳治五郎学习柔道。嘉纳当时认为“中国文武分途,体育不讲,流于文弱”。给中国人上课,也把此观点传给学生。鲁迅是越人,故乡也有“雪耻”的传统,加之留学生中又流行“排满兴汉”情绪,他萌生出复仇意识也是必然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很有血腥之味。早期光复会成员,“尚武”之风盛行,以此而立复仇之志,这是时代的风尚。而留学生中,又流行“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的风气,文章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所以文风有怒气,是必然的。但鲁迅的作文,并不做作,是自然喷吐的,我说他有尚武的因素,旨在提及社会背景的作用。实际上,鲁迅与其他革命党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至少诗中的沉郁之气,是他气质与早期记忆的外化,外人故作深沉,是学不来的。

  鲁迅本人对留日生活的描写不太多,只是在创作时偶尔回首一望,并不耽于回忆的美味中。这与周作人是不同的。1902年至1906年,鲁迅的活动多记于好友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周作人的回忆录,则记1906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这是了解他那时活动的权威性资料了。我翻阅这些书,总觉得鲁迅那时很激进,且又外表沉稳,不像文献所载的那些学生那么外向。他大抵属于思考型的人,直接的社会活动并不多。然而有几件事很值得一提,一是他加入了光复会,二是参加了文化译介工作。关于入光复会,后人回忆多有不同,可我觉得,他并不很激进,如他所说不是振臂一挥的英雄。但心里照例还是充满殉道感的。这说明他在思想上,与孙中山的排满意识很是一致。那时的光复会,是松散的组织,鲁迅究竟参加了多少活动,亦未可知。但有一件事,却是被后人记录了下来,这便是为《浙江cháo》撰文。许寿裳回忆说:

  一九○二年chūn,章太炎先生避地东京,和中山先生会见,英杰定jiāo,同谋革命,同时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有云:“……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

  翌年,章先生在沪,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先生和邹容虽因此而入狱,然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了敌国之势。这时候,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cháo》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cháo汹涌的象征。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百里撰《发刊词》,有云:“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其最引人注意的,是登载章先生狱中的诗四首,最为鲁迅所爱诵,现录两首于下:

  “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六月十八日

  神狐善埋搰,高鸟喜回翔。

  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

  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

  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

  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

  长策惟gān禄,微言是借权。

  藉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还有章先生的《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所爱诵的,其末段有云:

  “……乃夫提师数千,出入江海,一呼南畿,数郡皆蒲伏,至江淮鲁卫诸豪,悉诣军门受约束,群虏詟栗,丧气而不敢动。若公者,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余生后于公二百四十岁,公所挞伐者益衰。然戎夏之辨,九世之仇,爱类之念,犹湮郁于中国。雅人有言:‘我不见兮,言从之迈’,欲自杀以从古人也。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犹得是编丛杂书数札,庶几明所向往。有读公书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也!”

  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我觉得他感到孤寂,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刚刚为了接编《浙江cháo》,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他的这种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与众不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jīng神。后来他虽自惭幼稚,其实天才没有不从幼稚生长来的。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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