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德语瑞士人是否对大会有所反感，他笑着说："无所谓吧!为自己母语觉得骄傲是很自然的事。"意语人表现了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的紧张，这个德语人则流露了主要民族的随和大度。令人莞尔的是，瑞士的"主要民族"其实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因为瑞士德语是德国人不太听得懂、经常加以取笑的一种方言。为了对抗人多势众的德国，瑞士德人也很紧张的保护自己的"土话"，努力qiáng调他骄傲的母语。学校里教的、书本上印的，固然都是所谓"标准德语"，在任何场合，讲的却是瑞士的"土语"。
语言的藩篱大概是拆除不了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根。对于语言，或许"拆除"要作另解，不是把篱笆拆掉，以"我大你小"的原则，qiáng迫你用我的语言，而是尊重彼此的篱笆，学习去了解对方耕耘的方式。
qiáng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藩篱之二
如果一个外星人听说有个属于全人类的国际笔会而来到Lugano实地观摩的话，他回到自己的星球之后一定会提出这样的报告："地球上百分之九十是白种人!"
国际笔会的现任gān部，从主席到财务秘书，全是白人。今年大会所邀请的七十二位特别来宾中，百分之九十是白人。大会印出九十篇论文，得到安排上台去念论文的，绝大多数是白人。亚洲人中只有两个有上台机会，一是日本作家，当他出现时，原来在台前忙着闪光照相的记者们就收下相机，坐下来休息。中国的罗洛是另一个;该轮到他时，主席却宣布"今天到此为止"。罗洛也莫名其妙，去问了主办人，主办人说没有收到他的英文稿子——很可笑的藉口，因为稿子早就印在书里，会员人手一本。等到第二天，在所有的人都听得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的时候，主席才点罗洛的名，作为最后一个演讲人，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因为台下人心惶惶，骚动不安，都想吃饭去了。
白人演讲，当然讲的也是白人的问题。六场演讲会中，两场指定谈中欧文学与意大利文学，其他的四场也大致绕着欧洲文学打转。不管是讲哪一种欧洲语言，引喻时所用到的名字——但丁、歌德、左拉——都属于欧洲一体的文学传统。相对的，当亚洲人用典故时，他却不得不跨出自己的文学传统去迎合欧洲人的知识范围。日本作家谈的，是西方文学如何打开了日本的疆域。罗洛在提到鲁迅与巴金的同时，必须提到但丁、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余光中的论文中触及庄子，却也难免引用了歌德与雪莱。
情势非常清楚：欧洲人沉溺在自己的文学范围中，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既无了解也无兴趣，而他们又有自我沉溺的权利，因为别的民族也都把欧洲文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情形就像多数美国人不会说外语，因为他觉得，"反正全世界的人都会说英语嘛。"
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不是由于它比其他语言优越，而是由于讲英语的两个国家，英国与美国，挟其政治、经济势力而推销了他们的语言。欧洲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也不见得是因为它的艺术造诣超越其他文学;世界上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学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涉猎，现代人对埃及、印度、中国的文学有多深的了解?但是欧洲国家有qiáng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势力，对整个世界有主宰性的力量，它的文学，也随着这个势力扩张它世界性的影响。
国际笔会的骨髓jīng神是反qiáng权的，宗旨中qiáng调："文学是国际间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就是想抵抗现实世界中政经势力的凌驾一切。诗人GeorgeSteiner在今年的演讲中并不曾忘记这个问题。他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随之英文成为世界性文字，是一件深深值得忧虑的现象。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小国家、小文化，也许出品了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不翻译成英文就没有人看，任其埋没。他担心世界文学的一元化、同质化。
今年的国际笔会，在我这个所谓第三世界作家的眼中，正展现了这么一个同质化、一元化的现象。名为国际笔会，其实是个欧洲笔会或白人笔会。欧洲作家聚集一堂，用欧洲的语言，引伸欧洲的传统，讨论欧洲的问题(注)。非欧洲国家的在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陪衬。
在qiáng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有着一条万丈深沟，还看不见搭桥的可能。
迫害者与被迫害者——藩篱之三
"国际笔会主张思想的自由传播。会员将全力反抗任何形式的思想箝制……为了使世界朝向更合理的政治、经济程序，国际笔会深信对政府的自由批判有绝对的必要……"
国际笔会的基本宣言透露出浓重的政治气息，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如果纯粹为了讨论文学，世界各国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文学会议，为文学而开会。国际笔会的宗旨却只有一个核心：为全世界的作家争取思想、言论的自由。一旦有了这个目标，就不得不与许多政权敌对，成为一种政治活动。国际笔会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国际作家人权组织"。
这个特性贯穿了今年的笔会。第一天演讲的GeorgeSteiner语调高昂的说：
"一个诗人，身边应该随时有一日整理好的皮箱，随时准备离弃他的'祖国'——如果那个'祖国'剥夺了他言论的自由。"
诗人不可以妥协，他必须以"离弃"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抗议，制裁一个没有自由的祖国。
被邀演讲的苏联流亡作家VladimirMaximov对于他极权的"祖国"更有着"汉贼不两立"的愤慨。他严厉指责西方作家的双重标准，一方面高谈人权与自由民主，一方面却又与苏联政府友好：
"对这位拉丁美洲的诺贝尔奖作家，我完全无法苟同。他竟然公开赞同苏联占据捷克与阿富汗，他竟然称波兰的工会运动为'法西斯'!
"而我与那个瑞士的名作家又有什么好说的?他拒绝了法国政府的邀请，说法国是个发展核子武器的国家。好吧，可是为什么同时他却又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苏联的核武器突然就不算数了?
"我跟这个英国小说家当然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称为天主教徒，最近却在莫斯科公开宣称他与那个极权国家的警察头子很有私jiāo。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作家，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也不应该和一个警察头子jiāo往啊!是我太天真了吗?"
Maximov对西方作家的指控，正好是我《台湾作家哪里去》中提到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包括在西方立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视为民主自由的捍卫者，可是当极权政府转而招唤时，这些人又受宠若惊的赶去讨好。这是理想的折价拍卖。
然而，事情又并不这么简单。照Steiner和Maximov的原则，要与极权者划清界限，诗人应该拎起皮箱头也不回的离弃祖国，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流亡作家。流亡作家的代价是什么?恐怕是百年的孤寂。每年的笔会都有东欧的流亡作家与会，匈牙利的Csicsry-Ronay是个令人叹息的例子。
1947年，他才30岁。因为写文章批评了苏联在匈牙利所设的傀儡政府而被判刑。他拎起了皮箱、离弃了祖国。四十年来往在美国，写匈牙利文，出版匈牙利书;但他所写的、所出版的，当然是匈牙利不准进口的禁书，所以看得懂的人看不到，看得到的人看不懂。四十年如真空般的寂寞，是流亡作家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