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短篇集)_周国平【完结】(62)

2019-03-10  作者|标签:周国平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在我眼中,甘阳也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bào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没有料到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起因也是甘阳醉酒。有一天,他酒后大骂:“还不是老子养活了你们,不想gān,都给我滚!”在场的是他任命的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到处发牢骚。嘉映闻讯,议论了一番,话传到甘阳耳中,他bào跳如雷,写了一纸公开信,说有克格勃算计他。在此之后,嘉映开始筹划拉出来自己gān,也动员到了我头上。对于甘阳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独断专行,并且搞夫妻店。酷爱英国式民主的友渔在这种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含糊,必捍卫他的原则。他还告诉我一个发现:北京学界三大势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于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阳接受民主制。我特别傻,自作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因为甘阳打算办人文学院,我便建议人文学院院长通过选举产生,再由院长任命编委会主编。我心想,甘阳众望所归,必当选无疑,一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那天在研究室里,我们四人都在场,听完我的话,甘阳脸色大变,沉吟半晌,说:“你们让我光荣退休好不好,何必用这种方式把我罢免?”

  几天后,在越胜家举行核心会议,甘阳发表了一通很有气势的讲话:“我历来讨厌民主制,无意把本编委会当作民主制的试验田。在我看来,那些民主战士与极左派是一路货。我欣赏胡平,仅仅是因为他的幽默、机智和绅士风度,而不是因为他的民主事业。”我听了暗自赞赏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个副主编曾经到处发牢骚,抱怨甘阳独断专行,惹起了这个事端,却在会上发言说,现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这种不光明表现令我十分反感,从此和他疏远了。甘阳当真为此事痛苦,有一个细节为证。他从越胜那里借了一本《东方纪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储安平》,还到越胜手上,越胜一看乐了。那篇文章里有“qiáng调集体领导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堂皇托词”一类话,甘阳在这些话下面都划了道道,我能想象他这么做时一定充满悲剧感。

  在那以后,我不想再过问这件事了。我本来就把编委会看作甘阳个人的事,并非认真要搞什么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过我的逍遥日子。我对自己说:我爱甘阳,我更爱民主;但是,我爱民主,我更爱自由。越胜当然也超脱,他对我说:“我们不是办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听听音乐,写写文章,当竹林七贤。第一流的人就这样,编书之类让二三流的人去gān。”然而,甘阳不肯罢休了,派两个副主编带着他的一封信分头找嘉映、友渔、越胜和我谈话,劝我们自动退出编委会。他们三人都同意了,惟独我拒绝,说:“让甘阳开除我吧。”当时八九风cháo已起,不久后甘阳到了国外,还没有来得及开除我,编委会实际上不复存在了。不过,我倒宁肯自己被开除,而编委会继续存在,心里真为这支力量散伙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后期,除学界外,艺术界也十分活跃。出版《转折点》后,我认识了一拨号称北方群体的新cháo画家,他们常来看我,带来美术界萌动的信息。其高cháo是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那天我去了,美术馆一至三楼展厅熙熙攘攘,盛况空前。一楼是行为艺术,各种异想天开的玩意儿居然进了国家艺术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洗脚的男人,他穿红衣戴红帽坐在红布帘后面,赤脚伸在红盆里。二楼是油画,我认识或不认识的画家拉我在他们的作品前合影。我还没有来得及上三楼,突然封馆了。我问服务员:“美术馆中午不是从来不闭馆吗?”她生气地回答:“美术馆也从来没有开过这种展览!”原来,刚才在一楼展厅,一个女子——据说是作者本人——用气枪she击作为展品的模拟电话亭。她被抓走了。出动了数辆警车和一些警察。人们聚集在门厅里和门外广场上,议论着,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个重大事件发生。其实事件已经发生,封馆成了整个展览的高cháo。人人兴高采烈,那天是农历除夕,可真有点儿节日气氛。巨大的黑布铺在广场上,上面缀着本次展览的图徽——不准调头的jiāo通标记,人们纷纷以之为背景留影,然后作为事件的见证人心满意足地离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欢行为艺术,觉得其中多半不是艺术,只是在制造新闻,怎么出格、离奇、反叛、轰动就怎么gān。我相信画布是永恒的,画家的天职就是画画,最后还是得凭绘画作品分高低。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其中一些人确实获得了成功。我更喜欢那些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追求的艺术家,虽然他们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刘彦。当时和我jiāo往最密切的画家是刘彦和广义,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个人都聪明可爱,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刘彦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县讲尼采,课后他飘然而至,年轻单纯得像一个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专程到北京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经历。其后不久,他到北京定居,还把广义介绍给了我,我们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梵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一度名声大噪,是新cháo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不过,他的路相当艰难。他像梵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终因不合性情而放弃了。现在,他在北京郊区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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